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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知识批判，是对我们整个法学理论不能提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不满意——在我看来，实则是他对我们的整个生存秩序和社会秩序乃至整体人类生存秩序的不满意。
更为重要的是，对“是谁使我生活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我凭什么应当生活在里面？”[18]这样的发问，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工”生活年代，而他的强烈求索精神以及对知识的强烈向往，差不多开始于同时。我们总是说要有问题意识，总是说要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非常遗憾：常常只是流于口头漂亮，或者虽有此意却无此心，或者叫“身居庙堂、心在民间”之类，终究是冠冕堂皇而已。因此就有网上颇为流行的易中天先生的《劝君莫谈陈寅恪》，其便是对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对真问题和真学术，自然更是常常“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究其实，便在于缺乏一种最为原始却更为根本的内发动力，因此目的狂遍地（为了获得更多功名利益），方法盲无数（七拼八凑的东西也即学术泡沫居多评教授职称就靠它），仍然热衷于主义（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云云），很少逻辑认知兴趣（如何有中国本身的根据？）——即便如此，也能无学有术，更不用说是如何憎恶思想了。实际上，强烈的问题意识必然是要跟深刻的思想勾连在一起的，而后者又常常是跟生命感觉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也便是基于此，正来先生思想和人格的独立特异于常人，甚至，关键还不在于他曾经独立坚守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的民间立场，而毋宁说是其所赖以支撑的知识社会学的特别厚实而庞大的背景——假如缺失了这个背景，思想独立也罢人格独立也好，就不免要流于表面与滑稽了。
尽管，其知识来源一样出自于西方，其异于常人的地方还特别表现在：一般学者大多处于知识搬运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处于“前反思性”状态。[19]而他本人，确确实实已经进入了反思性状态，这便是“论辩”、批判和邀请批判。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处于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引进运动当中，也不能说是一点合法性没有：一是要摧毁传统腐朽的文化体系，不能不借助西方的知识；二是如正来先生所言：“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这种知识类型的发展在中国不具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可以支撑”；[20]三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受挫以及过度反应，唯西方马头是瞻。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由于理论话语本身的孵化功能，再加上后来制度性的固化，比如学术与权力狼狈为奸以及后来的与利益挂钩等等，学术的种种变异性后果就如所周知的了：比如以翻译代学术——完全翻译的东西既然不能算学术，就把西方理论家的著述用自己的话语转述，繁忙的搬运就此产生。在这一点上，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化研究、传媒理论等等人文学科尤其“繁荣”和“昌盛”。另外具有深刻历史原因的是对一些所谓经典的“阐释”，表面上看来其源自训诂、注疏传统，实则出于现实环境造成的“明哲保身”，这样的“学术”能指望创新，那就无异于天上能掉馅饼。即便是前者，大多时候是用“专业术语”“武装”起来的空空一个书架子罢了。正来先生的出色处在于：无论他是翻译哈耶克、博登海默、克利福德•吉尔兹、路易斯•亨金还是他手上还在翻译的罗斯科•庞德，绝非是为了翻译而翻译，而完全是出于他的读书活动；而他的读书，又绝不是为了寻找真理，而是为知识而知识，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问题意识而读书；读到热烈处或者豁然开朗处，他就要开始自己动手翻译了；翻译的过程不仅是他重新温习的过程，而且也是他深入思索的过程，而同时也是他跟著者的对话过程，甚至不少的时候便是个论辩的过程。因此不少时候，我们看到他翻译了某理论大家的作品，同时也就看到了他对该大家的研究文章，而且常常还能让我们看到其与该大家的论辩情形，以及试图把更多的问题和知识开放出来的强烈欲望。用他自己的说法叫做：研究性翻译。
仅仅是“学在民间”吗？显然并非如此。我们已经了然：传统的“学在民间”或者因材施教的“书院”做法，基本缺乏公共性，而且更是缺乏对当下的社会和生活进行研究的兴趣。除了天道自然，就是袖手谈心性，然后三千来一直要设法解决和对付的就是人的“欲望”。由于我们的社会从来就是文化的而不是科学的，因此直至今日欲望如决堤的洪水般铺天盖地而来，我们仍然没有做好起码的知识准备。然后还有一种叫做“逮着谁灭谁”的欲望，因为我们的生活秩序始终是不合理的：2005年的改革与反改革的理论对决，从文化争论移至经济领域乃至政治领域，即便是思想学界也未能幸免，从左到右充斥着“重新洗牌”的强烈欲望。尽管在我看来，正来先生无论是当初坚持做了18年的独立学者还是日后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所谓的“民间立场”是通过他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进行有效的现代转换得以完成的，他的个体立场没有改变，他所关注的社会秩序本身的问题意识没有改变。但在别的人看来却有明显不同：你是独立学者便为弱势群体，你成了名教授便是强势人物，就必须予以颠覆。曾在网上看到多次有人在那声称邓正来的“小学语文没有过关”，然后把邓氏文章拿来“批改”，还戏谑性地要求邓氏能到场回应（比如《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等等。这种“颠覆”就让人感到有点恐怖了，因为这种“颠覆”实在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颠覆，而只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发泄。如果真的想颠覆应该颠覆邓氏的思想，而不是拿着应用文的思维来剥离思想者的文本，应用文有应用文用来说理的效用，思想者则有思想者自己的语法——包括他的行文与概念，仅仅是为了表达他的思想，甚至是极具个性化的思想。真正可怖的反而应该是汉语思维，无论是古代汉语的天道思维还是现代汉语的“革命”思维。
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没能为这个世界提供出真正伟大的思想，尽管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我们显然时时不能掉以轻心：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与“解放”应该解放的是个性，而不是跟古代汉语思维一道合谋枪毙我们早已奄奄一息的个体性和个体意识。尤其是那种被压抑的“重新洗牌”的欲望和情绪与似是而非的后现代的“解构”思潮结合起来时，这种破坏性和“造反”精神尤其可怕。
我们知道，颠覆要有颠覆的理论根据，批判也一样要有批判的思想根据，尤其是理论颠覆和思想批判，必得局限在理论的范畴和思想的领域之内，超出了它们的范畴和领域，不是变成人身攻击便可能是无理取闹，更为可怕的是，将严重阻碍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无数的可怕代价了，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时至今日陷入迷途仍不知返。只要我们认真地分析和思考邓先生是如何展开他的思想批判和理论颠覆的，我们就能明白：无论是知识还是思想，对我们来说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准确说，正来先生的理论颠覆和知识批判，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他先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时候，他发起的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运动，在中国学界引起众所周知的热烈响应和广泛震动。这说明，中国学界的腐败和腐朽已经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多数人已习惯成麻木，不少人意识到了也只愿意明哲保身，更有不少人就靠着腐败、腐朽的“学术秩序”享着不尽的荣华富贵，当然更多数的人缺的是知识和能力。因此我们的当代学术史选择了邓正来绝非偶然。首先能够那么彻底而自觉并全面地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是跟他的知识社会学背景有着极大关系的，起码的问题的是：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的社会现实状况当中究竟是怎样发生并怎样起作用的？也即与我们的当下生活是“涉”或者“不涉”？最早的时候也许跟他的民间学者身份有关，使得他能够跳脱于任何学人的困扰和犹豫的立场，但应该看到，在他发起的前后二轮的本土化和规范化的学术运动中，他得到了众多体制内甚至是境内外华裔学者的支持——也就是说，邓正来是幸运的，几乎是一开始他的“学在民间”就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公共性。在他们卓有成效的努力下，眼下的学术公共性远超出文学的公共性，就像哈贝马斯所概括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由文学的公共领域进入到政治的公共领域中去的。[21]尽管我们的文学革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确实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也确实曾率先进入了我们自己的公共领域中来，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而是很快就夭折了——文学的革命蜕化成了革命的文学，最后彻底葬送了我们的公共领域。而今的作家如若不是习惯了歌功颂德，便是精神麻木得近乎残废，当然也有些重蹈五四大师的脚步者，他们的写作又常常是反文学，或者干脆就是政论家，这样的文学跟公共领域也基本无涉。至少不可能产生当年“鲁郭茅、巴老曹”那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我说正来先生的“学在民间”是经过现代意义上的转换的，至少有那么多的出色学人不要稿酬而且拿出的必定是最好的作品支持他办刊物，共同推动学术本土化与规范化运动的往纵深发展。之后更有以杨玉圣为代表的一大拨包括贺卫方、陈平原、徐友渔等体制内学者，也自觉地一起站到提倡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的前列，而且在具体实施步骤上还有更具体的推进。尽管是否在争取跟官方互动的问题上正来跟玉圣先生有过一些不同看法，[22]但在我看来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分歧，一如后来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他们二位是分歧毋宁说是互补，并称两个代表人物正来为“学理超前派”玉圣先生为“实践务实派”。[23]因为大家的目标一致，自然可以殊途同归。而且杨玉圣在《学术批评网》创办5周年举行纪念学术酒会的时候，宣布“一个人的网站”将转型为高端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平台”，也基本跟正来先生所一直倡导的“如何建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基本保持了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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