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否定执行中检察监督的主张而言，主要有以下一些理由：
（一）执行中的检察监督与法无据。
因为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
14条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即立法上没有授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监督权。而民事审判与民事执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因而执行中的检察监督没有法律根据。
（二）执行机构内部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监督机制。
即最高人民法院多次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如1998年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2000年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对于执行中，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监督，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做出了规定，即已经建立起了执行机构内部的监督机制，因而无须检察监督。
（三）检察监督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执行的效率。
由于民事执行与民事审判不同，虽然在价值取向上两者都应当坚持公正与效率，但是两者具有各自的侧重点。民事审判的实质是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做出裁判，以解决纠纷，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公正，而执行的实质在于实现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因而其价值取向上应该更侧重于效率。从保证执行效率的角度上看，检察监督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执行的效率。
撇开其他因素的影响，仅就上述理由而言，笔者认为，不仅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这些理由一定程度上还把目前有关检察监督的认识引入了误区。
(一)就《
民事诉讼法》第
14 条有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立法规定来看，虽然就其字表含义而言，没有明确对于执行中的检察监督做出规定，但是就其立法原意而言，却应当认为是包括了执行中的检察监督的。其理由不仅在于，学理上有关“审判活动”的含义本身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审判活动”既包括了诉讼活动，也包括了执行活动，只有狭义上“审判活动”才仅仅指诉讼活动；而且“众所周知，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21] ，即在有关审判活动的理解上采用的是广义“审判活动”的观点，因此，就学理认识的角度上看《
民事诉讼法》第
14条规定中的“审判活动”一词，是包括了民事执行活动的。
从《
民事诉讼法》制定当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王汉斌主任委员就有关《
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 可以更为清楚和确切的看清这一问题。1991年4月2日，王汉斌在《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22]可见， 1991年《
民事诉讼法》制定当时，不仅我国立法上对于“审判活动”采用的是“广义论”，而且就立法本意上看，民事执行显然是包括在民事审判工作和审判活动中的。因此，在理解上不能认为执行中的检察监督没有法律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