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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伦理上，家礼与国法尽管有此不同，但都是从宗法出发的，且宗法也是一种伦理，因此，沿着伦理─政治的路线即可沟通两端，由孝而忠、忠孝两全，移孝于忠、忠孝一体，这是贯通家礼与国法内容的血脉。因此，笔者把伦理与政治连结起来，视为家礼与国法的共通原理。
(三) 人的文化原理
在自然─秩序原理的作用下，家礼与国法有了骨架；伦理─政治原理又赋予两者以特色内容。这些都显现了家礼与国法存在的客观性。但好比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有意义。那么，家礼与国法的存在或者说人们赋予它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笔者常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笔者总是发现，在人的世界中，人始终是原点，意义是最后的归宿，一切文化不外是意义的外化。照此说来，家礼与国法既有形式和内容，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存在。根据笔者对相关材料的理解，家礼与国法既有各自存在的直接意义，如修身、齐家与治国、定天下，同时，它们在终极意义上又有同一性，即某种“人之为人”的意义设定。这是一种人的文化观，笔者把它称之为人的文化原理。[32]
人的文化原理是指人类社会遵循“心主身从”的规律发展。“心主身从”的含义是心灵支配身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文化是人类意义的表达，所以，一切文化具有人类性。人与文化的关系一本万殊，无论多么复杂的文化现象都是从人这个原点发散出去的，因此，文化原理可以还原为人的原理来认识。人的原理是什么，见解不一，我以为从人生论哲学出发，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类，本质上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简称身心关系，是人的原理关系。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人的身心关系，也就是说身心关系是以人为主体的各种关系的原型。
人的身心是一种什么关系，没有定论。经验和直觉告诉我们，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心主身从”应是文明时代人的原理关系。[33]它是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标志，迄今仍然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背后都有这一原理支配的影子，因此，我将它称之为人的文化原理。依据这一原理，可归入心的范畴的神/ 人、灵魂、意志、精神、文明等与理性相关的概念，与可归入身的范畴的人/ 动物、躯体、本能、物质、野蛮等与非理性相关的概念就有了对应关系。“心主身从”要求后者服从前者，准确地说是理性控制非理性，精神支配物质，神灵指导人类。
人类文明共同人的文化原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对应体现是“阳主阴从”。这一观念的核心是，世界本质上是道，道由阴阳构成，阴与阳的关系是阴阳结合阳主阴从。这就是道。用现代话说，即是事物构成的原理。[34]它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社会、国家、家庭和人生一以贯之的基本认识。家礼与国法完全贯彻了这一原理，有近乎完美的体现。家礼中关于大宗与小宗、男与女、尊与卑、嫡与庶、祖与孙、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妻与妾、长与幼、主与仆、内与外等，无不是阴阳结合阳主阴从的对应和体现。[35]阳主阴从在国法中的对应体现是德主刑辅。德代表阳性，刑代表阴性，德主刑辅隐喻阴阳结合阳主阴从。《唐律疏议》“序”所说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德主刑辅与阳主阴从的关系。这是心主身从的人的文化原理在传统中国法中的经典表述。它支配着从家礼到国法的各种规范体系，形成一种权利义务不对等的主从式结构，如上述所列家礼中的诸对应关系和国法中的君臣、官民、良贱、师徒、父子、夫妻关系等，都是前后对应互为一体，同时后者为前者所支配。
如果仅仅着眼于阳主阴从与德主刑辅在家礼与国法中的规范表现，我们可能一时难以察觉它们所隐含的人的文化原理的意义，相反，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在今天看来殊不合理的等级压迫和专制统治。的确，这也是客观存在。但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思考，把问题还原，即可发现家礼与国法的如是安排，恰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关于“人之为人”的精心设计，有它自己的道理，且不乏理想性。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文化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德，礼是德的体现，孝是大礼，忠是大孝；人→德→礼→孝→忠→人形成人之为人的品行链；顺着这链条实践，合格者为“成人”，出色者为“贤人”，最优者为“圣人”。反之，不忠不孝、无礼缺德，则无异于禽兽。家礼正是为从正面训导一个人沿着品行链实践而设计的，国法则是从规范和矫正的一面设计的，两者相反相成，目标是使人成为有德有礼忠孝两全的人。在传统中国，这是文明人的标准，是心主身从的体现，是与阳主阴从的天地自然合德的表现， “天人合一”为此最高境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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