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某些有识之士所指出，企业界对《
劳动合同法》的反应可能过度了；《
劳动合同法》所提供的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是必要的。但官员、学者们也应理性看待企业家的呼声。根据笔者近一年来的观察，尽管一些企业界人士包括跨国公司驻华代表以及个别“资方”学者被描绘成相当负面的形象，但在《
劳动合同法》“大合唱”中，官员（包括工会方面的准官员）和“正统”学者的声音始终非常强大，他们主导了话语权。有人担心“唱衰《
劳动合同法》的声音成为‘主流’”⑩，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万一《
劳动合同法》真被“唱衰”，反而说明它在中国现实土壤中本来就缺乏生命力，自诞生之日就不幸沦为“善良的恶法”（见前注）；倘结局如斯，似乎也只能怪它“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了。
笔者认为，不远的将来，《
劳动合同法》肯定会有修改，但其基本框架和价值取向不会有大的变化。拥护这部法律的官员和“正统”学者应该着眼于法条本身的严谨和执法的制度设计，做到违法必究，而不应对一些企业的规避或应对措施大加挞伐（笔者重申，规避或应对法律决不等于违法）。可以说，规避或应对《
劳动合同法》的，至少还尊重并研究这部法律；而那些“黑煤窑”窑主、无良“包工头”和其他各类奸商几乎对《
劳动合同法》根本不予理睬。立法者应该预见和正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违法者未必受到惩治，而一些合法经营的企业利益却确实受损。另一方面，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对立统一的；《
劳动合同法》可以设置权利义务的界限，但不应刻意创制新的对立，因为从根本上，劳动者的长远利益取决于用人单位的存续与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外，毋庸讳言，由于中国工会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和制度保障，工会的作用必将日益重要；考虑到工会因素和特定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存在，立法者不能把单位“强势”、员工“弱势”的思维定势贯穿于每一个法律条文，否则势必矫枉过正﹝笔者所称“特定劳动者群体”包括但不限于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大部分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通常具有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筹码，法律意识较强或更加接近法律资源（比如，有实力聘请专业律师；笔者及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虽然主要从事企业法律服务，但笔者也曾有选择地代理了个别由“劳动者”（包括总经理、分公司负责人）申诉或起诉的案件）。此外，由于中国社会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劳动者欠缺诚信、无视职业道德规范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笔者曾为各类企业办理若干此类案例）；如果法律沦为这些人与守法经营的用人单位对抗的工具，未尝不是一种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