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立基于对国内外时势的清醒认识，“礼教派”反对因循守旧，力主“变法”。张之洞是最早提出修律的地方实力派⑤。反思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张提出“西人政事美备”，“十倍精于”其军事技术⑥，这远超当时认为西方先进仅在枪炮制造等器物的看法。《劝学篇》承认西学先进和学西学的必要性，坚定地表达采用“西政”、“西律”修改中国“旧律”的变法主张：“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⑦“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其器”，“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王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⑧。张在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穷而不变，何以为图？”“立法贵在因时，变通惟期尽利。”在后来的会奏中更强调修律。“我如拘守成例，不思亟为变通，则……权利尽失，何以为国？”“遐稽德、法，考日本，其变法皆从改律入手。而其改律，皆运以精心，持之毅力，艰苦恒久而后成之。”⑨“礼教派”后期人物劳乃宣被称是“十分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以反面人物入史”⑩，他也支持变法。他说“穷则变，变则通”，“今天下事变亟矣，……官司无善政，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见之事，月异而岁不同。”如“犹拘于成法以治之”，则“鲜不败矣”。故，“法不得不变者，势也。”(11)
但是，张氏反对只知西学，不通中学。“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12) 他鄙弃“虑害道者守旧学”的愚顽，讽刺“旧者不知通”，“因噎而废食”，批判抛弃根本的“图救时者言新学”的激进派，指责“新者歧多而羊亡”，这两种极端片面的思想将造成严重后果：“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习。”(13) 张提出“博采东西诸国律法，详加参酌，从速厘订”，又反对“一意模仿外国”，要求修律“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因为“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先正本”，而且“盖法律之设，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而法律本质，实与经术相表里，其最著者为亲亲之义，男女之别，天经地义，万古不刊”，所以，修律首先要“正本”，保持“法律本质”，“窃维古昔圣王，因伦制礼，凡伦之轻重等差，一本乎伦之秩序，礼之节文，而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者也。《书》曰‘明五刑以弼五教’。《五制》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此我国立法之本也，大本不同，故立法独异。我国以立纲为教，故无礼于君父者，罪罚至重”。新定《刑事
民事诉讼法》和《新刑律》草案“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者也”，“隐患实深”(14)。它们盲目引进西方制度，不知“西国以平等立教，故父子可以同罪，叛逆可以不死，此各因其政教习俗而异，万不能以强合者也”(15)。劳乃宣鼓吹，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原天理，道者古胜于今，故道则从古从旧，万古不变；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成于人，器者今胜于古，器则从今从新，可变也。他批评“以新学为诟病”的“守旧之徒”，他们的“群起附合”使“有志之士亦劫于众论瞻顾而不敢涉足”新学。他激烈反对“偏于新说”，如一味“醉心欧化，貌袭文明，而千圣百王之大义，四子六经之微言皆弃之如遗，不稍措意”，“修律而专主平等自由，尊卑之分，长幼之伦，男女之别一扫而空。不数年而三纲沦、九法败、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新学是国家富强根本，纲常礼教之道又是新学根本。“农之利”、“工商之利”、“军械之强”皆“有待于新学”，但假如“无旧道以持之”，如将帅无忠君爱国之志，士卒无亲上死长之心，即使“甲兵坚利训练精良”，大敌当前，结果只能是“委而去之”，或“倒戈相向”，何谓国富兵强(16)？在劳氏看来，礼教纲常是道，器包括法律制度。由于“法而无所变，则道之不变者将为法所穷；法而轻于变者，则道之不变者将为法所累”，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变法之实”，“不变者道，而不能不变者，法也”(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