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三人侵害合同”破坏了债的相对性，以及“侵权突破了债的相对性”一说也没有根据。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仅仅破坏了合同的相对性，而对侵权关系来说仍然是相对的，因为侵权行为以有损害为构成要件，行为造成损害就形成了具体的相对的关系。尽管物权是绝对权，但是侵害物权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绝对是债权，而排除妨碍、消除影响却是根据物权的效力产生的物权请求权。
所谓“传统的债法体系主要是以
合同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部债法主要就是
合同法，侵权的规范寥寥无几。”[3]的结论也十分鲁莽。这里所谓“传统债法体系”指代不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确实以合同为中心，而此后大陆国家以大量的判例对民法典进行了补充，侵权法是以判例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仅仅看法典就得出传统债法体系的轮廓。
王利明教授认为，法律规范的功能决定法典化中法律的概念乃至制度架构。如上所述，既然侵权法是救济法的功能定位，不能得出侵权法是侵权责任法的结论，那么需要构建一个合理反映这种定位的名称。笔者认为，侵权法或侵权行为法都可以反映这种定位，而且符合民法体系的合理构建。首先，侵权行为是债的原因之一，“侵权”反映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就法典命名习惯来说，“侵权法”这一名称更适合；就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体系，来说，“侵权行为法”名称能反映“行为因素”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地位。其次，侵权行为法可以涵盖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所谓“事故法”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有的学者指出，如交通事故等超出了侵权行为法所能包含的范畴，并提出“（侵权）事故法”“事件法”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事故是由人的行为组合构成的，而且会导致对归责原则的认识错误。如“道路交通法”第76条，究竟是过错原则抑或无过错原则，学者结论相同的，分析的理由却有巨大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分析归责原则时忽略了事故中有两个以上的行为，无论事故原因可归责于哪方行为，都不可否认事故客观上存在几个行为，而非一个行为。工程施工过程中，高空坠落物体致过路的行人受伤，行人的行为，或站或坐或走，都是事故的客观原因，只不过不可归责罢了。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物件致人损害中，仍然有物件所有人或管理人的不作为。第三，事件作为民事法律事实的一种，产生的法律关系不应属于侵权法范畴。第四，
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作为两大行为法是民法体系的核心。虽然民法典是以权利为体构建的，但实际上内含民法关系的核心要素——行为。最后，侵权责任离不开侵权行为，立法的主要内容肯定是各种侵权行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