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侵权法定位在行为法，不仅保持了法律制定的传统而且符合民法理论体系。侵权行为是不法行为，缔约是合法行为，故
合同法和侵权法是两大行为法，体现了民法行为是民法关系的核心。
二、侵权法的归责原则
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应该是不完全过错责任，即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为辅。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过错责任当然的包含过错推定。其次，并不存在公平责任。从学者给出的公平责任的定义上，表明公平责任是法律没有规定无过错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对当事人显失公平，一般是当事人都无过错，基于公平观念，给受害者适当补偿。实际上是公平原则的适用，民法原则就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法律漏洞的补偿。因此，公平原则在侵权法领域的适用，同样是法官对具体案件自由裁量的范畴。何况，法律不可能穷尽公平责任的具体形式，故仍要适用民法原则，若概括式规定公平归责原则，则有与民法总则重复之嫌。
另外，有的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救济法给受害者的“福利”也否定了权利的边界性。过错推定、严格责任的基础是面对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以保护绝对权，而不是所谓的“现代侵权法发展趋势是福利侵权法，偏重对受害人的保护，”对受害人保护的边界是绝对权受到高风险的侵害，而不是无边界的“福利”，法律并没有偏重哪一方，而是使遭受实际不公正的受害者在法律上得到公正。
三、侵权法定位决定侵权法内容的正确性
侵权法中行为是核心，“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
物权法等等这些法律是权利法，故以权利为核心”，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同时规定法律责任，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是不能实现的。故不能在侵权法中规定侵害物权的各种责任形式，不能认为“在侵害知识产权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法中可以规定知识产权的请求权，比如说停止侵害，《侵权责任法》也可以规定各种责任形式”，[4]也许“这对受害人提供全面的救济和保护是必要的”，但这样导致社会成本过高，不符合法律适用、法律遵守习惯。首先，立法成本高，其他法律已经规定的责任，再由侵权法规定，若重复，则导致立法资源浪费，若增加责任，则是对责任人责任的加重，是否公平有待研究。其次，法律适用成本高。当事人和法律人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要更多的不断穿梭于其他法典与一部责任法之间，只为了寻找对方的责任。最后不利于守法。公众只拿到一部侵权责任法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如在侵害知识产权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法中可以规定知识产权的请求权）看到责任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针对什么行为、保护什么权利，若他能够知道，则不是因为他是法律人，就是因为侵权责任法中又加入了行为和权利。实际上责任法不可能独立存在，必然是以侵权法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即不法行为引起的财产关系。这些正是定位在责任法所引起的麻烦。
五、救济法的定位对于责任构成要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