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第一本集中探讨中国法律和同性恋关系的专著，通过关注边缘之物和被遗忘被排斥之物，旨在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这是本书内容概要中的评语。关于自己为何研究同性恋？晓飞博士反问到：“为什么不研究同性恋？同性恋的成因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问了同性恋成因就要问问异性恋的成因，‘强制性异性恋’的说法已经提醒我们，如果主流文化对生活的渗透无远弗届，谁可以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天生的异性恋？”在此，我们应当非常感谢晓飞博士的智慧，这就是学术贡献。没有这个天分的人，很可能一辈子也想不到这个问题。陈兴良老师曾经谈到：“世界上大凡天才人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先驱者。这种天才富于开创性，具有创新精神，其对人类的贡献往往在于认识视角的转换。二是集大成者。这种天才富于总结性，具有构造体系的非凡能力，其对人类的贡献往往在于认识视角的凝聚。”此言甚是。晓飞博士属于第一种类型，这应当不是过誉之词。
“如果痴心是苦，难道爱本是错误？如果相爱是苦，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处？”同性相爱何错之有？人存善念，天必存之。真心相爱，天应怜之。国家法凭什么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地悬在供个人私生活使用的床上？正如本书开头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律师周丹的序言《同性爱欲表达中的诗性正义》中所说：“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形成了100多年的‘性’学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对‘同性’问题，理论的发展基本摆脱了100多年前由德语的精神病医生开始已经形成的医学话语垄断，同性之间的‘性’，更大程度上凸现为社会关系中的公民与社会，个人行为与社会制约，私权力与公权力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究竟一个公民的‘性’是谁的？对于公民的‘性’行为表现，而且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公民的形形色色的‘性’行为表现，法律要保护什么？制约什么？打击什么？制裁什么？从理论上说，这是关系到谁是公民‘性’权利的主体这一原则的问题。”是啊，透过一个“同性恋”现象，值得我们挖掘在它背后的东西居然如此严肃，如此复杂。
通读本书，我把本书的特点概括如下：
一、思想深厚与信息宽广并茂。北京大学储槐植先生指出，思想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学术研究贵在出思想，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而信息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信息是否宽广表明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是否开阔，只有根据宽广的学术信息才能产出深厚的学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