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燃油税开征的新审视
燃油税既承载了成品油价格改革契机，又承担了限制能源消费、促进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期望，因此，其诞生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当前，国际油价已经跌破55美元每桶，比最高峰时期的147美元每桶下跌了几乎2/3，加上中国内地CPI增幅继续回落、以及时间点正好处于两个交费年度，这个时候开征燃油税成为业界和政府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围绕燃油税是否应该此时开征、税率限定在多少为宜、是先降价还是先征税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早已展开。2008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此之中，法学界特别是财税法学界的意见尤为突出，并将燃油税改革的法治推进作为重要的学术立场和专业判断。而这些意见和建议中，又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主义、税收立法程序、公平合理原则、衍生问题预防等相关方面。燃油税开征，其实并不仅仅只是经济民生领域，更多的意义上亦涉及法治基本原则。选择行政立法，还是选择代议机关立法，是一次考验政府法治意识的特别测试。
二、什么是法律主义：《立法法》意在授权立法还是限制立法？
税收法律原则作为近现代税法首要的基本原则，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要求课税要素必须且只能由代议机构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其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依据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课税要素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作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和细致，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歧义。其三，稽征程序法定原则。课税要素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关涉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要素均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收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稽核征收，而无权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以上三个方面，共同组成了税收法律主义的基本构成。
（一）是不是机械地理解了“法律主义”？
在中国内地税收立法具体实践中，也逐渐逐步认识和采纳了税收法律原则。但是，法学界特别是财税法学界所着力推进的税收法律主义，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学术理想抑或革新理念，而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很快地在具体立法实践中进行推进和落实。作为通常政治话语的渐进变革思想，也往往仅只使得税收法律主义只是在立法程序中锦上添花的层面上进行。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快速性和变动性使得经济社会立法和财税金融立法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性。而实务界很多官员包括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果因为政策变化而导致法律频繁修改而未必是一件合理及有效率的策略安排。所以，他们认为，行政立法是近代经济社会立法的发展趋势，税收法律主义的约束仅仅在于是一种终极意义上和原则层面上的号召和倡导。
那么，“法律主义”是否被机械理解了？“法律”是否真的仅仅只能是狭义的法律，而不能包括行政法规在内？我们认为，税收法律主义中的“法律”应仅指狭义的法律。在中国内地，狭义的法律特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理由有三：其一，法律主义的实质要求即在于通过最严格的约束来规范税收事项。民主的代议机构代表民众来对税收事项作出判断，才是最严格约束政府滥用税收的制度安排。其二，法律主义的应有之义不仅包括税种设立需要法律的许可，而且具体的诸如税率、减免税等税收要素也应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其三，即便是授权立法，也应基于法律主义的基本框架。也即授权立法不仅需要合理正当性的立法基本原则，而且还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而非模糊的规定。
（二）“法律主义”的基本点在于“授权”还是“限权”？
那么，基于“法律主义”的“授权立法”，又应如何理解呢？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制定了宪法，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分权后，“授权立法”才作为法律上的专门术语而使用。由于“授权立法”的内涵和外延在理解上的不确定，其概念的表述也是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授权立法就是行政立法，授权立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议会授权制定的各种行政管理法规，立法机关是授权立法的唯一授权主体，行政机关为唯一受权主体，行政机关根据议会授权制定的各种行政法规都属于授权立法的范围；第二种观点认为，授权立法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立法。如沃克认为，授权立法是指由议会为特定的事项授予无立法权的团体或个人制定。立法权可以授予政府、公共事业机构和委员会、地方当局、大学和其他机构。概括言之，可以认为，授权立法是由具备授权资格的立法主体依据授权法的规定，遵循相应程序要求，将立法权授予另一个能够承担立法责任的机关，该机关根据授权要求而进行的立法活动及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