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税费立法位阶既定的情况下，自应不会出现税费立法冲突。但当税收立法权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时，税与费的立法是否会出现竞合，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授权立法或曰委任立法，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机关是否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二是立法机关如果可以为授权，应如何授权。前者主要指的是国会保留的问题，在保持法的安定性和议会民主公开的前提下，可以把部分立法权委托行政机关。至于后者，一般认为在授权规定在内容、范围及目的上已经足够明确时，可使行政机关适当分担立法负荷。这样，税收立法即便是授权立法的行政法规，也是来源于税的宪法层面上的授权，所以在税费立法上并无具体财源事项的冲突和竞合。只要严格按照立法层级效力的高低不同，研判和选择存在位阶差异的税费立法，在法律适用上也不会存在界限模糊和守法失范。
五、回归民生权利：走向程序的时代
（一）权利的缘起：发展权与话语权
已经拖延多年的燃油税费改革方案，经过近一个月紧锣密鼓的缜密布局后，终于有了明确方案，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目前情况看，有关燃油税的争论焦点比较多，交锋也很激烈。譬如有人认为，可先进行成品油降价，然后再讨论燃油税的开征事宜；但有人则反对，认为这样一来，极有可能出现囤油现象。再譬如有人认为，燃油税的税率应定在20%为宜，有人则认为可以定在30%以上。而在燃油税是从量征收还是从价征收问题上，更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如果从社会舆论分析的层面，转换到法律理解的层面，不难发现话语权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公民久违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了。在讨论中国内地人权的时候，学者们讨论的更多焦点体现在公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也是一个广义民主的概念。随着法治国家构建政治话语的提出，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不仅仅再局限于知情权，而更多地渗透到实体层面即通常所称的话语权。
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中国内地的首要和原初的基本权利，一直是政府着力推动的人权建设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然而，尽管生存权与发展权是终极意义上的实体权利目标，但这并不排斥伴随在此基础上的程序性权利，比如话语权即公众参与权就是其中之最重要的一处权益。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以集体发展权为正当性基础的行政权力膨胀在现代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并日趋明显。有学者进一步归纳，“放弃权利”而获得“和谐”，即“权利换和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传统法律实现国家统治和社会控制、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主要路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需要逐渐涤清和辨明的也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中不可调和的地方。重视公众的话语权而进一步能使之参与到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当下中国法治转型的必然要求。
（二）二律背反：政策性行政立法效率悖论
在过去30年的行政法制变革中，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依法行政”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于行政法治建设目标和手段的共识。在行政法治语境中，依法行政所蕴含行政合法化的逻辑，本质是通过要求行政活动复合法律，使行政获得形式“合法律性”；进一步而言，由于法律具有民主正当性，符合法律的行政便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政治意义上的合法化。但是，由于“法”的多样化和行政的政治化，依法行政逻辑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也已经很难得到满足，这导致其在当代行政的现实情境中面临合法化能力的匮乏。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存在授权立法和自由裁量，这种自由的空间也应特别注意合理性与正当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立法机关之所以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裁量权能够在形式法治状态下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适用中对个案正义的要求。”
行政过程的政治化，在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示。行政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都是在某个宽泛的目标指引下的行政过程。一项公共政策将对很多相关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有利于自己利益而展开的竞争，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一道永恒风景。行政立法所具有的“政策制定”（policy-making）特征，表明其社会选择的特征，例如，环境保护的标准、社会福利发放标准、油品价格的干预等等，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选择，将影响到“群体正义”（collective justice）。如果政策制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存在客观的基础，那么行政转接也将无法通过“技术化”的手段来作出方案的选择。因此，很自然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各种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过程。这样一方面，政策性立法需要更多的自主性以确保技术性实施，而另一方面，民主化的要求和严格遵循立法的原则并不一定增加了行政立法的效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