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和风险分析与判断。中国采取的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从经济全球化中取得更多利益，同时减少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目标的基本经验之一。但中国同样面临这全球化风险，突出表现为中国的一部分产业面临着被跨国公司淘汰、国家宏观政策及形势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产业结构调整进入艰难时期，出口面临的外部条件日趋严峻，并又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之虞。“十一五”期间，政府提出外贸增长方式要实现重大转变，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发展，“走出去”战略实现重大发展，努力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同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参与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创造公平、宽松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30]。

　　其五，地缘政治和外交的考虑。对于中国而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服务于“大周边外交”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目前，中国所处的亚洲仍然是一个不够稳定、纷争较多的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戒心，不稳定的周边环境大大制约了中国在实施大国外交时的回旋余地。为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制度性的区域合作机制便成为“大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31]。

　　3.2 现阶段中国FTA战略实施的缺陷

　　中国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一般说有两类：一类是与周边地区，另一类是与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参与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是我国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选择。但就目前发展而言，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缺乏FTA整体发展战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建立新的或完善原有区域经贸集团。总的来说，一些较有经验的国家都会根据国内压力、优势互补、追求政治经济利益等多角度为出发点来选择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象和内容，并有一套完整的发展路线。其将成立区域经贸集团作为实现各种利益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区域经贸集团的签订多是基于周边外交，基本上以单个对象的考虑进行合作，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32]。

　　其二，合作形式多位松散式的、国际化层次较低。例如，APEC是中国加入较早的一个区域经济组织，严格意义而言，其不应归为一个区域性集团，而是自主平等参加的、制度化的、由政府出面的经济合作协商论坛或协商组织。《曼谷协定》和“10+1”等合作形式中，各国经济实力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有限。上海合作组织目前还主要在战略层次展开，还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区域联盟。其他达成并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三，区域合作的实际效果有限。我国产品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从目前参加的区域经济合作看，由于多是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的，虽然初期好的效果已经显现，但由于产业结构相似，且合作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总的来说收益有限，发展潜力空间较为狭隘，拓展性亟待挖掘[33]。

　　其四，FTA谈判存在复杂性，区域合作进程面临多种障碍。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FTA对区域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的产品范围成正比。但是如果成员主体越多，谈判达成一致的难度便越大。我国和东盟十国等区域集团进行后进式谈判，多还采取局部多边的策略，力争与中观集团成员国达成一揽子框架协定，其谈判难度显然大于双边进程[34]。同时对中国而言，周边地区是我国RTA政策的重点，一方面由于其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实行“周边外交战略”密切相关。而东亚地区地域广阔、国家众多，各国存在有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多方面矛盾，且多受到欧美经济政治因素的干扰，区域合作的协调难度大[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