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逻辑上看，将诉中监督局限在某些案件类型上，也有背阶段性检察监督的内在逻辑。一般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因为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机关，不宜轻易地介入到私权纠纷的领域，否则就极容易遭致违背私权自治原则的质疑。因此，检察机关通常仅能对涉及公益、国家利益或者重大的人身关系纠纷，行使公权力，提起民事公诉，而不得对纯粹的私权纠纷越位提起诉讼；即便支持起诉，也不得以当事人的名义提起诉讼。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诉前监督是受范围限制的，立法上应当采取列举主义。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则是无范围限制的，也就是可以对任何民事纠纷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既然这样，在逻辑上就应当认为，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也无范围的限制。因为，诉中监督是预防法院生效裁判发生错误的，诉后监督是纠正法院生效裁判的错误的。而法院发生错误裁判的因素一般乃是在诉讼过程中便存在的（除非裁判的依据被撤销的情形），如果允许检察院诉中介入，则可以提前发现这些导致错误裁判的因素，并以适当的方式向法院提出来，供法院参考，防止法院作出错误的生效裁判。因此，既然诉后监督是无范围制约的，那么，诉中监督也应当无范围的制约。应当说，从逻辑上得出这个结论是非常有力的。
综上所述，诉中监督的范围不宜等同于诉前监督的范围，而应当同诉后监督的范围划等号，也就是说，对检察院的诉中介入是不应当设定范围加以限制的。
五、诉中监督的参诉方式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的诉中监督在狭义上不包括诉前监督的转化形式，诉前监督自然会包含诉中监督，此时的诉中监督，实际上已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是诉前监督的自然延伸。这里所言的诉中监督，仅指在诉讼程序开始后、结束前的检察监督；在诉讼程序结束、生效裁判作出后，检察院提出的抗诉也不包括在诉中监督的演化形式中，也就是说，由诉中监督向诉后监督的演化形式，也不属于这里的探讨范围。
如果对诉中监督作出上述限定，则必然要追问的问题是，检察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程序和机制从诉讼外介入到诉讼中、从诉外主体变为诉中主体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乃是与案件性质的界定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案件类型，产生不同的监督需求；不同的监督需求，产生相异的参诉方式。概括地说，诉中监督的参诉方式不外有如下诸种：
（1）申请参诉的方式。申请参诉的方式应当是最为常见的导入诉中监督机制的方法方式。所谓申请参诉，乃是指由诉讼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向检察院提出请求，检察院通过审核其请求，认为有必要参诉的，从而向法院发出诉中监督的通知，参加诉讼实施监督的一种方式。由此来看，申请参诉下的诉中监督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提出申请，二是检察院对该申请进行合法性和必要性审核，三是由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参诉通知，四是检察院实际地介入诉讼过程，对诉讼程序实施监督。这种监督方式最大的特殊性便在于：它的启动必须依赖于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主动申请，检察院并不依职权参与诉讼。换而言之，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采用的是“不申请则不理”的被动原则。实行此种方式的诉中监督，主要涉及这样几类案件或情形：其一，涉及到弱者保护的诉讼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倘若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显失平衡，则弱势一方当事人，尤其是未经律师代理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检察院提出参诉的申请。其二，涉及案外第三人保护的案件。有些恶意串通的诉讼案件，直接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固然可以按照第三人制度参加诉讼，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实施诉讼活动，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有时，尤其在二审、再审中，第三人目前是无法参加诉讼的，其只有申请检察院参诉，来保护其合法权益。当然，在恶意诉讼等情形下，第三人虽然可以直接参加诉讼，但也可以同时向检察院提出参诉申请。此时检察院的参诉，就是根据第三人的申请而进行的。其三，涉及到司法不公需要检察院出面监督的案件。其四，涉及社会公益，检察院尚未知情，法院也未加通知的诉讼案件。在后两类的案件中，如果当事人未能提出此种申请，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也可以主动依职权参诉。可见，在参诉方式上，有时是会发生交叉的，这是正常的情形，要紧的是理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