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

　　以社会利益分化以及价值多元为背景的现代自由政体，其实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它既非对优劣善恶好坏一视同仁，也不是与各种价值都无关联的纯粹技术性装置；而是立基于一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宪政（有限权力与权利保障）和法治（rule of law）等等。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彼此并非“天然”和谐，当代政治和公法理论的诸多纠结纷争，包括对这些基本概念无休止地重新阐述与界定，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些价值的冲突而展开，试图解决、调和、平衡、控制它们之间的冲突。

　　主流自由主义理论很早就注意到，以“民主”为旗的多数人暴政会危及少数人的自由；并由此提出，“宪政”的根本要求就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必须对一切“绝对权力”——包括“人民主权”——加以限制。主流自由主义理论一直不大关心的是：个人不践行政治“自由”（表现为所谓的“政治冷漠症”）会使“民主”落空，并因此而毁掉法治。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在当代，所谓“消极自由”或“现代人的自由”的杰出阐释和宣传者们，在对专制政制的批判中，已经将个人“参与政治”的所谓“积极自由”或“古代人的自由”与“极权统治”联系起来了，——二十世纪纳粹极权统治经验所带来的痛苦记忆使人们对此十分敏感，——从而将自由宪制所保障的自由界定为是而且仅仅是个人“免于被干涉”的消极自由。

　　这种对自由观念的限定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近年来兴起的“公民共和主义”，居然也纷纷放弃传统“共和”观中“参与政治”之积极涵义，而论证所谓“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只不过是不同于自由主义主流的另一种“消极自由”[1]或“免于被奴役的自由”，[2]这种所谓的“新”共和主义看上去更像是洛克和斯密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3]的回归，或者对“消极自由”论的发展和完善——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当代人对“机会均等”之平等价值的追求。

　　在有关政体的当代讨论中，不断有研究者试图将阿伦特归入“新共和主义”一派。然而，与斯金纳、佩迪特这样一些阐述“新消极自由论”的“公民共和主义者”不同，阿伦特，作为二十世纪最具争议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冒着猛烈的批评炮火，坚持正面肯定古典共和观中“参与政治”之“积极自由”。这本身就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本文立基于对阿伦特主要著作的阅读，尝试从其古典“人性观”入手，结合其“公共空间”，力图澄清和揭示其政治自由观中易引人误解的“积极”内涵，——在我看来，这些内涵恰恰是阿伦特政治自由观的独到之处。

　　一、没有人应该被忘记

　　政治和法律都是“人的事务”。无论是否得到了明确地表达，所有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立基于某种“人性论”或某种“人的形象”。

　　阿伦特不仅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4]她还认为人性中最有价值的特征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古代罗马人将参与政治视为自由人“惟一”和“最高贵的”自我实现方式，而阿伦特则认为，进入以自由平等关系为实质的公共空间，被公域之光照亮，展示自我的独特性，是实现人性之“完整性”所必须的；那些不能被公域之光所关照因而不能显示自己独特性的人，是“不完整”的人，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称为人性（humanitas）的特质受到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