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独特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动物的人都是一样的，人的生老病死作为“必然”的过程，并不包含人的“独特性”，成为独特的人肯定并不在于那些受必然性支配的活动中。只有在对自由的实践之中，人才有可能表现出独特性。“成为独特的人”所意味的，只能是实践自由。这里的自由实践并不限于政治自由的实践，但对阿伦特而言特别重要的恰恰是政治自由的实践，即在公共空间中通过政治的言谈和行动实现和展示自我的独特性。

　　二、公共空间的丧失与极权主义的起源

　　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即，“政治是人间事务”而不是“神”的事；而且，在政治领域中，人，是作为言说者和行动者而出现的。言说，本身是需要他人倾听的活动，或者说，是需要他人在场的言说。而行动，这阿伦特这里，特指政治行动，即与他人一起行动，或者说在人群中的行动。所以，在定义上，言说和行动就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即只有在一个“与他人共在的世界”中才可能发生的活动。人可以以许多形式与他人共在，比如经济领域的交换行为，也是以他人存在为前提的；政治领域里，作为言说和行动之现实前提的“共在世界”有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就体现在“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中。

　　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一种人为设定的平等“共在”关系。——实际上，用我们更熟悉的表达，也可以称之为或（康德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或“政治共同体”。在阿伦特看来，只有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联，个人的言说才能够被与之共在的他人所听见、个人的表现才能够被与之共在的他人所见；也只有被纳入这样一种关系，个人的表达才有意义，行动才有力量。

　　从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政体（更确切地说，是“极权主义运动”）作为与自由政体格格不入的对立面，其史无前例的残酷与可怕之处，不在于其对暴力手段的残酷运用（大屠杀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也不在于其目无法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就被认为是暴政的特征），甚至也不在于像传统意义上之专制政体（the tyrannical government）那样剥夺了人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而在于在极权主义的“全面控制”之下，一个人可以落到如此地步：虽然肉体仍然存活，但已经先后丧失了法律人格、道德人格和任何意义上的个体性，完全丧失个人自动自发自主之能力，成为巴浦洛夫那只作为“生物反应束”的狗。而这样一种“罪恶”，作为“史无前例”地超出了传统政治经验和范畴所能理解和处理的历史现象，与大量人群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有着密切联系。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详细分析了一盘散沙的群众之兴起。这些群众“因为数目庞大、或者因为冷漠、或者因为这两种元素而无法组合成奠基于共同利益上的团体、政党、市政府、职业会社或商业联盟”[9]，从而未能建立或进入公共空间；而没有这种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是不可能的，个人只能“退回到私人生活”，成为彼此隔绝、孤立的原子，只关注“个体的生存与安全”而感到漂泊无依、脆弱无力。阿伦特说，极权主义运动正是赢得了这些群众的支持，并通过严密的组织、恐怖统治和意识形态的运用，进一步破坏个人在私人生活中可能建立的与他人的关联、接触与交流，最终实现了对个人的“全面控制”。

　　为什么丧失公共空间会让人变得如此脆弱而易受控制？阿伦特的解释是：“权力”，不同于权威（authority）、暴力（violence），它原本就是人“共同行动”（act in concert）的能力[10]。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以某种群体存在为前提，只有一群人为共同奋斗而结合到一起时，权力才有可能出现；当这样的群体消散时，权力也就消失了。换句话说，丧失公共空间的人，即使人数再多，彼此的物理距离再贴近，也是孤立无援的一个个个体；面对暴政时，他们会因为意识到一个孤独的反抗者不可能改变现状而失去希望并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