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本文所关注的、阿伦特政治自由观中的积极内容，在当代中国却属于不太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部分。尤其是她对“直接民主”的赞扬（以及对代议制的批判）很有可能在中国引起过敏反应。因为说起直接民主，中国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与“大鸣大放大字报”相伴的恐怖。然而，一旦注意到公共空间的重要性，注意到一个能实现和展示个人独特性的“公共空间”存在与否，我们就可以避免将“群众”的“运动”等同于“公民”的“政治行动”；从而重新认识政治自由的实践形式与积极意义。
正是带着对上述意义的认识，本文通过对阿伦特政治著作的解读，揭示了其积极自由观与其人性论、公共空间概念之间彼此贯通相互支撑的关系；并通过与众所周知的“消极自由”观以及“社会契约”论的比较，突出了阿伦特积极自由观的鲜明特色。即：积极参与政治行动以实践政治自由是人性完整性的实现，而作为政治自由前提的公共空间是极为脆弱的，需要人为努力去建构和维护；在正常的公共空间之内政治自由的积极实践应当并且可以是统一了自由与民主的“自由人之联盟”。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结论，在阿伦特那里，并不是从纯粹思辨和理论演绎推导出来的结论，而是来自对极权主义统治的观察分析、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比较研究——一句话，来自对人类历史经验的理解和解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阿伦特无论在对极权主义运动还是近代革命的分析中都一再强调在人类政治领域中不要遗忘“人”本身，尤其是强调人的积极行动在自由政体开端中决定性作用，对于当代中国人应该也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认同其具体的分析与解释。
【作者简介】
金自宁，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法学博士。
【注释】 斯金纳：《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理想》，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80页。
菲利普.佩迪特：《消极自由：自由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载应奇、刘训练（编）：《第三种自由》，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82-210页。
对于洛克而言，所谓“自然状态”，就是个人“全部平等和独立”，“既没有顺从也没有征服”。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17页。斯密则直接将“自由与独立”阐释为“摆脱奴役”。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374-375.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
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18页。
奥登的诗句，原文为“某些书不应被遗忘，但没有人不应被记得。”转引自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阿伦特曾多次引用奥古斯丁的话：“人被创造出来时，起点就形成了，在人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如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在阿伦特有关自由政体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使人能够实现其独特性，更因为现代自由政体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专制政体的“新的开端”，——这样一个新开端，离开了人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就是不可理解的。
“要避免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人的条件就是人的本质，与人的条件相应的人的各种活动和能力构建了人的本质。……如果我们真有什么所谓的本性或本质，那也只能由神去认识和加以界说……”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1节。
Hannah Arendt： 《极权主义》，蔡英文译，联经出版专业公司1970年版，第34页。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Penguin ： Harmondsworth ，1973. P44.
Hannah Arendt： 《极权主义》，蔡英文译，联经出版专业公司1970年版，第282页。
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等译：《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有关介绍，可参见，斯金纳：《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理想》，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3-74页。
虽然“政治的生活方式过去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政治自由不同于哲学自由，它具有‘我能’而不是‘我愿意’的性质。”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在一次访谈被问及对阿伦特的看法时，柏林表示“很多杰出人士认同她的工作，我不欣赏”，并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关于纳粹的论述对是对，但并不新颖”；《人的条件》“看来以两个观点为基础，而两者在历史上都是虚假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则是“荒谬的”。拉明·贾汉贝格鲁：《柏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章“第二次对话，现代政治学的诞生”。
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阿伦特曾如此描述公共空间：“它（谈话）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了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黑暗时代的人们》，第27页。）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之第5节。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