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现状

　　我国对反致还没有明确规定，仅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中表示并不接受反致。[7]但随着《合同法》的施行，这一规定已废止。而从国际法学会制定的《示范法》及《民法（草案）》的有关内容来看，主流观点不是一致的拒绝反致，而表现出例外接受反致的立法倾向。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都不同程度的接受反致，而我国台湾地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将反致的种类大大地扩充适用，其慷慨大方为世界各国所不及，规定接受最广义的反致是其最突出的特点。[8]

　　（三）全球化浪潮翻涌而至

　　从世界范围看来，20世纪90年代即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的国际化不断强化，在其立法及司法原则上，各国越来越尊重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协调与合作原则，也越来越自觉地平等对待其它国家的立法和司法管辖权，国际私法的发展出现了有特殊注意到普遍主义的归复，并再次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化。“各国在国内法律的船只和运作过程中，越来越含纳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与国际惯例。”

　　（四）和谐精神永驻中华

　　就我国国内而言，我华民族素以“贵和”著称，和谐精神贯穿于我国民族精神的历史。和谐决不是不承认矛盾和矛盾斗争，而是矛盾双方形成的一种既相矛盾又相依存，对立统一，斗争又而妥协，但目的不是破坏这个统一体，而是为着这个矛盾统一体更好的发展的新局面，“和而不同”可谓是中国古人对此的表达。我国的五大统筹中则有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这不应只是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同时也应体现在法律层面。和平和和谐是我国当代外交的基本政策，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崭新命题，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代表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进步趋势。[9]因此，和谐的民族精神应体现在国际和区际，应体现在政治与文化范畴及法律与经济范畴。因此，在反致的问题上，我国亦应顺应国际潮流，悦纳之，改造之，进而适用之，从而达到我国与世界，大陆与港澳台法律上的和谐。

　　综合考虑国际潮流、国内精神及软化后反致的优越性，我国在立法上采纳改造后的反致（在范围上放缩后并结合最密切联系方法而形成的综合制度）是有利的。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当今我国倡导的“民本”思想，本着保护私人利益的宗旨，将它运用于司法之中，可以促进个案的公正解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利于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内法律的稳定。尤其在当今我国特殊的台海关系问题上，能够促进在两岸法律成面上的和谐。接纳反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