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法律体系上来看。《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除受到选择权本身的限制外，不受其它因素制约，这种可诉性就是直接可诉性。第二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此时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受到了复议程序这一前置条件的限制，这种可诉性就是间接可诉性，即行政相对人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从《行政诉讼法》第37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逻辑上分析，行政行为的直接可诉性是原则性规定，间接可诉性是例外性规定，即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后对复议决定不服再提起诉讼的，才属于复议前置间接可诉性的行政行为。这也符合限制行政权过分扩张，给予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救济选择权的立法潮流。

　　复议前置的典型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经营者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复议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分别为法律和行政法规，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设定复议前置例外规定的法规效力层次。而《外汇管理条例》虽然也为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复议前置的例外规定。但第五十一条的表述方式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设置复议前置例外规定的标准表述形式。因此，也可以理解为该条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前置情况。既然如此，在复议和诉讼的安排上就应以《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操作，既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