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问，这个良方我们是否已经找到？我说，良方，我们一直在探索，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方供我们应用，我们只能通过自身努力摸索和探求。只是，人治的思维却根深蒂固，法律的良好初衷在现实层面总是被人治思维所羁绊，在应对法治发展的窠臼时，我们应从善其行，从良其法，由此，才可合乎法治目标。

　　我问他，你对法治国家的认识是什么？他答，粗浅的认识就是当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寻求解决的话，首先想到的是司法救济，而不是关系救济，因为，我相信司法可以给我一个公正的说法，我相信，司法是我合法权益的最好维护者。我相信司法的结果，是因为司法是把维护民众的权益作为司法质量优劣的衡量标准。

　　我再问他，那你觉得现在的司法在维护民众利益上效果如何？他答，现在的司法，就是因为一些案件的不公正不公平从而导致了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因为司法不能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可以暂时维持在多少信任几率的范围内，民众绝对不允许司法出现哪怕一丝的不公和不义，但这样的目标却远远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

　　我补充道，司法的确不能出现哪怕一丝的不公和不义，因为司法维系的不仅是民众对于法治建设的期望，更决定着民众对法律信仰的忠诚度。就是因为中国的法治转轨，所以各种司法不公不义案件不时见诸报刊，我们不仅要思索，这样的判决结果到底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法官出了问题，或是司法环境体制机制出了问题。

　　他诘问我，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我答，我们的法律只是很少一部分有问题，问题出在司法环境的体制和机制上，我们要求法官对法律负责，但在现实层面或在司法原生态上，我们的法官是对他的上级行政领导负责，上级不一定遵循法律办案，这也就预示着案件最后不是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也就难以维系法律的尊严。

　　他接着问，那怎么才能使法官对法律负责？我答，司法独立虽然属于老生常谈，但在中国却是个可望而难以即的目标，至少于现在而言如此。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目标难以实现就放弃努力，不能因为法治发展艰难就徒法自行。那份对法治的追求和渴求永远是法治社会发展的保障和基石。那份对法治的追求和渴求永远是法治社会发展的保障和基石，对法律负责就是对民众利益负责。

　　回到原题，中国现在是个正在迈向法治化的国家，虽然不和谐的音符会抵消和打消民众对法治的追求，但我们都相信，在未来——可能还难以预料的未来，我们国家一定是个法治昌明、良法之治、民众普遍遵循法律、政府普遍依法办事、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是民众最为信赖的合法权益守护者和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