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问题。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批准和决定逮捕、提起公诉、[4]侦查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多项职能，但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工作，不少人慨叹（可能多数是检察官），检察监督在实际工作中难以监督，不敢监督，甚至要求立法给出具体一些的“措施和手段”。

　　譬如，一些观点指出，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如果公安机关拒绝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检察机关无可奈何。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活动如何进行监督，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方式和程序，尤其是当侦查机关不肯接受检察机关的纠正意见时，检察机关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检察机关也没有有效手段获知侦查活动是否违法。对法院的审判监督，法官与检察官法律地位平等，平等者之间怎么监督？在法庭上，检察官与被告辩护人平行，同受法官指挥，这时的检察官是在行使审判监督权吗？甚至还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缺少法律保障机制，硬性规定不够，可操作性差，甚至被弱化，所以，近几年来，公安机关充当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团伙犯罪日益猖獗。要是检察机关能有效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有强有力的监督措施作保障，社会治安形势就会变好”。这些观点似乎都认为，只要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若干刚性措施和手段，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如不少观点呼吁要加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强化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指挥和控制权；建立检察机关对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近来一些媒体上出现了呼吁我国应该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除了侦查权，还要给予检察机关提请处置权，如改变案件管辖、更换办案人以及对违法办案人的行政处分建议权等。有的还建议公安机关实施拘留时应由检察机关审批拘留证，以加强监督。

　　真的是这样吗？笔者认为，上述一些观点提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我们要正确看待。一方面，这些问题说明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重点是要落实到公诉权上，其他大多数的检察监督权都是围绕公诉服务的，未必需要一些配套的“硬”措施和手段。再说，从实际情况看，对于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多数是非常重视的，这样的案例也很多；法院对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比对被告人的上诉也重视得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真的给检察机关设置这些“硬性”的措施和手段，是否会超越权力制约的基本原理，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呢？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检察机关通过公诉程序对侦查权和审判权进行“双向监督”的职能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不是检察权“硬性规定不够，可操作性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