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报酬支付请求权

　　即遗失物拾得人请求遗失物受领人支付报酬的权利，大多数国家的民法持肯定态度，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物权法》也没有对此作出直接规定，但在悬赏寻找遗失物之情形中，规定了“按照承诺履行义务”。[20]我们认为，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这是符合民法公平正义的要求，按一定比例获得报酬，无论是对于鼓励拾得人交还遗失物，肯定其劳动，还是对所有人权利的积极保护，都是极有必要的。[21]因此，关于遗失物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不应该只限于悬赏寻找遗失物之一种情形，应顺应世界民事立法潮流，切准我国民事生活实际，概括地规定拾得人有报酬支付请求权。

　　3．遗失物所有权的取得权

　　拾得人在一定条件下能否取得所有权，大多数国家都持肯定立场，但依我国《物权法》之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在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22]我们认为，立法固守“国家所有权主义”并不能真正体现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立法价值，因为立法之所以确立拾得遗失物制度，本质上并非强调拾得人的返还义务，也并非仅仅保护遗失物之原所有权人，而在于确立所有权归属秩序，包括原所有权的恢复秩序与新所有权的取得秩序。具体说来，当在法定期限找到失主时，即发生失主的原所有权得以确立的法律效力；当在法定期限无法找到失主或者失主放弃认领时，即发生遗失物上所有权主体变更的法律效力，即新所有权的取得效力。拾得遗失物之所以被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论认定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也正是从新所有权取得效力角度观察的结果。但任何所有权之取得必须遵循合法原则，立法必须设置取得所有权的积极和消极条件，否则拾得人只要拾得即取得所有权，与侵占、盗窃等违法取得和非法占有性质无异，拾得人即便自主、和平地占有遗失物，在法律上也难谓其取得合法所有权，除非立法有取得时效制度作为此种情形之救济。因此，立法必须设计合理的制度避免遗失人发生非法取得之情形。一概采取“国家所有权主义”则会使拾得人之返还义务的意识怠惰，当拾得之事实缺乏证据支持或者在隐秘拾得之情形，拾得人如果没有大公无私之高尚情操，则极有可能根本不去履行通知、交付或者公告义务，而是选择自主占有该物，形成一个没有合法权源的事实所有权。显然，这与所有权之取得原则相悖。同时，在拾得小额遗失物之情形，要求拾得人按部就班地履行各种义务，则会使拾得人在道德义务之上又付出了高昂的法律义务成本，而自己却既无报酬请求权之对价，又无遗失物所有权取得之对价，这与立法之人性原则背道而驰。相反，如果立法设计出让拾得人可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所有权的制度，则可激发拾得人自觉履行法定程序，尽量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遗失物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