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树立
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首先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不正常现象，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管不合适……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85]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还要求党必须严格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树立
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还有处理好政府权力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由于行政机关在整个国家机关中比重最大，部门最多，管理范围最广；行政机关执行80%以上的法律法规，执法活动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直接性等特点；因此，依法行政就成为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江泽民提出：“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86]
（3）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和法律史家伯尔曼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87]这表明，强制并不能迫使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服法，一味依赖于暴力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
针对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情，邓小平多次强调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88]通过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89]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法律教育观，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公民自觉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90]自1986年以来，我国先后在全民中开展了规模空前的“一五”、“二五”、“三五”普法教育，“四五”普法的任务也已于2005年顺利完成。这对于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全民族的法治观念，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功不可没。
回顾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法治探索夭折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失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曾一度蒙上了灰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法治学说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法治事业也将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作者简介】
王德新，1978年生，河南确山人，山东师范大学讲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博士生。
【注释】 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0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9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页。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页。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0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8页。
《列宁全集》第34 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 页。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尼·格·亚历山大洛夫：《苏维埃社会中的法制和法律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页。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5页。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参见孙国华：《社会主义法治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参见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法学总论》，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穆申斯基：《政治与法在调整社会利益的相互关系》，载《法学译丛》1988年第5期。
参见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
尧凌珊：《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编辑部：《苏联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梁溪译，《法学译丛》1989年第1期。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尧凌珊：《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B·库德里亚夫采夫、E·卢卡绍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的基本原则》，刘清才译，《法学译丛》1989年第1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参见张晋藩：《理论光辉照耀法治之路》，载《法制日报》2001.6.21第2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杨培田：《毛泽东主席与‘五四
宪法’的诞生》，载《人大研究》2003年第1期。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5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488页。
参见俞敏声：《中国法制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王彬彬：《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载《观点与资源》2003年第4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 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4页、第19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2页。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第一版。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4-19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