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变更权，无疑是荒唐的制度设计。如果真的理解诉讼理论、司法权理论的本质的话，就不会被在实用主义哲学庇佑下大行其道的所谓的制度创新所蒙蔽。假如在一起侵犯公民名誉权的案件中，法院判令被告公开书面道歉，可是被告的道歉信写得不够诚恳、深刻，试问：法院能否行使司法变更权，替被告重写一份，并加盖法院公章？这样一来，岂不痛快？岂不麻利？岂不一步到位？岂不对原告利益妥帖保护？高高高，实在高！以后，全天下的公开道歉信干脆就全由法院包圆儿得了。原告对道歉信的内容倒是十分满意，可是一看落款，咦，不对呀！怎么是法院呢？法院又没招我惹我，还为我主持公道，道的哪门子歉呀？

　　到底处罚相对人的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判决书能否起到生效的处罚决定书的作用？罚款是交给法院，还是行政机关？交罚款是履行判决的行为，还是履行行政决定的行为？对一审判决不服，是上诉，还是申请复议？难道认同司法变更权的人士，就不觉得如此纠缠不清会很别扭吗？

　　不讲究、能将就的话，穿着三角裤衩儿（而非三角儿形泳裤），也能下河游泳。可是在公共浴场，就不太雅观了吧？如果从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视角来看待的话，我们也不应太苛求那些穿着三角裤衩儿游野泳的人。毕竟方便、省事嘛（一物两用：司法权在司法的同时，也去行政一下）。脱离具体的情境、场合，抽象、空洞的说某一件事的好与坏、妥当否，可能都因缺乏针对性而流于空谈。当然，在最一般、最正常的情况下，大多数正常理智的人们还是会主张专物专用，穿着泳裤去游泳的。

　　该文主张，司法变更权以不加重处罚为限。并认为，加重处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真是咄咄怪事，即使以该目的为标准来判断，保护的对象也是“合法权益”，而不是权益，更不是非法利益。如果行政机关贪赃枉法（或者出于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如果真是贪赃的话，往往是相对人“送脏”，那就不会提起行政诉讼了。但是其他利害相反的关系人则有可能提起行政诉讼），从轻发落相对人（即轻罚），难道法院为了恢复法律预设的秩序而加重处罚，就是侵犯相对方合法权益吗？这是什么荒诞的逻辑呀？

　　现实中，相对人又不是傻子（在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被重罚还是被轻罚的前提下就贸然行事），捡了便宜（即被行政机关轻罚），就不会去卖乖了（即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某相对人真的由于学识、阅历、眼界、经验等原因（而不是智商）导致了错误判断，那也是深思熟虑以后义无反顾的抉择。因此法院是否可以加重处罚，对这些相对人是不会产生影响的，更不会导致该文作者所担心的——民更不敢告官的情形出现。真正出现加重处罚的情形往往就是其他利害相反的关系人（也称间接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