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能够在美国盛行主要是与陪审团制度的高成本、低效率密切相关的。此外，这种诉讼制度的存在还与对抗制诉讼的结果对于控辩双方来说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被告人自愿认罪被看作是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自认具有同等不需要进行证据调查的效力等因素有关。除了案件负担的增加外，这些因素恰恰是中国刑事诉讼中不存在或者不明显的。
第一，案件负担不断增加。辩诉交易之所以产生和存在，应当首先归因于犯罪案件增多而美国对抗制诉讼的效率低下。有学者对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老贝利(theOldBailey)审理案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当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没有延请律师的时候，当非正式选择的陪审团可以在解散前参与若干个案件的审判的时候，并且当证据法几乎完全没有获得任何发展的时候，陪审团审判是极为迅捷的。因而，产生辩诉交易的那种执法上的压力是很小的。在许多案件中，当被告人最初试图进行有罪答辩之后，法庭会劝说被告人去耐心地接受审判。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劳伦斯·弗里德曼在对19世纪后半期美国一些地方的审判情况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大部分··‘审判’过程很短，多数被告__人没有律师，他们对于如何回答或抗辩笨拙应付，对于证据的准确性也很少争辩。··这种制度由外行或者只花很少时间、精力办案的律师主持，无须侦查或证明的技巧，审理本身可能就是辨别罪与非罪的好途径。”[17]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辩诉交易的期待并不高。
不断增加的案件负担对司法实质性地依赖有罪答辩起到促进作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实体刑法的扩大部分引起的案件负担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犯罪浪潮”。当传统的犯罪不断增长的同时，吸食大麻和其他无被害人案件也在大幅度增长，刑事案件的负担通常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成倍增长，而司法资源的增长则颇为有限。在哥伦比亚地区，重罪案件审判时间平均由1950年的1.9天增加到1965年的2.8天，[18]并且在落杉矶，重罪案件审判时间平均由1964年的3.5天增加到1968年的7.2天。[19]二是诉讼状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诉讼程序繁琐，“随着专业律师的出庭，审判变得日益复杂，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诉讼演化为有罪答辩。”[20]另外，随着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强化，诉讼的对抗性也有所增强，20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的鲁道夫·吉里安尼指出：“州和地方级的刑事审判体系有崩溃的危险，原因在于两方面：经受大量案件的重压;诉讼程序繁复重叠，美化被告的权利，使它高于一切其他人的权利。”[21]这都导致诉讼效率变得低下。阿尔伯特·W·阿尔斯楚勒提到，“正当程序革命”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增强了导致辩诉协商的那种压力。这是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刑事案件负担。检察官被要求将一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上诉审诉讼中，检察官和审判法官将大多部分时间花费在审前动议和审后判决程序中。另外，法院的判决可能也造成了刑事审判时间的更加延宕。因此，“正当程序革命”直接激发出更为强烈的辩诉协商。于是权利就成了用以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辩护律师宁愿坚持就禁止非法取得的证据举行听证，从而可能提出证据是非法的主张来换取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作出让步。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在对抗式诉讼效率过分低下、案件大量积压、金钱耗费惊人的情况下产生的。1981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在大城市地区，从逮捕到审判拖延6个月以上是常事。专家说，拖延的毛病在于：繁多的案情摘要、律师或证人时间上的冲突和法官的低效率。”[22]托马斯·R·戴伊和L·哈蒙·奇格勒在《美国民主的讽刺》一书中也提到：“美国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多达1000万以上，多数案件在州和地方法院审理，联邦法院审理的也约有20万件。虽然多数案件在开庭审理前就解决了，但每年仍有2万件案子要进行实际审判，即上诉到联邦法院的案子要有2万件。每年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下5000件，而它实际能审理的不足2000件。”[23]他们还指出：“超负荷运转也是造成许多不公正审判的原因之一。越来越多的争端集中到司法界解决，不仅使法院拥挤不堪，而且也使司法费用直线上升。有的案件在法院备审录上停留多日，以至多年得不到审理，在国内案件中··”[24]在这种情况下，辩诉交易就成为提高诉讼效率的救命稻草，“一些专家认为，司法体系如此依赖答辩交易[25]，以至于如果所有的案件都不得不去审判的话，司法将归于终止。通常人们认为，答辩交易的产生源于不断增长的案件工作量压力。”[26]苏斌教授就曾说过：“我们的国家绝对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__力按正当程序处理每一案件，这是从来不会发生的。”[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