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特点
以上从规范、事实和观念的层面，对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据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是极具本土特色的。因为，
如果按照学理上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现代法治实践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理解），把法律解释视为与法院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密切相关的一项活动，视为裁判者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我们首先会发现，这样一种意义的法律解释与中国的情况并不相同。在中国，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的裁判者普遍脱离，它被单列为一种权力，在审判领域，只有最高法院拥有法律解释权。同时，从总体上说，法律解释权的主体也远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最高法院。
如果我们把法律实践区分为立法和法律实施两大领域，那么我们还会发现，尽管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法律解释属于法律被制定通过并进入实施阶段后的一项活动（如果说把法律解释单列为一种权力、使之相对独立于法律制定权和法律实施权，是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产生的基本前提的话[5]，那么法律实施则是其存在的基本背景），但是，由于人们认为它既涉及法律实施问题，也涉及立法自身的问题，因而法律解释权的主体也不限于法律实施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还包括立法部门，甚至立法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解释中还处于主导地位。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解释是国家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域。
因此，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特点（也是其基本构架），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
(1)部门领域内的集中垄断。即由不同领域的职能主管部门统一行使本领域的法律解释权，如审判领域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检察领域由最高检察院统一行使，行政领域由国务院或者分别由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行使；
(2)部门领域间的分工负责。这种分工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部门之间的分工，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分工，以及司法部门相互间和行政部门相互间的分工；
(3)立法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即在法律解释体制中，立法部门处于支配地位，尽管从数量上说，解释的任务实际上主要不是由它所承担。
那么，这样一种富有特色的解释体制，在设计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呢？[6]迄今为止，人们基于这一体制的实际运行状况，已经提出许多问题，其中比较显著的有：立法解释超越法律解释范围变成了对宪法和法律的修改[7]，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长期虚置或实际旁落（旁落于其办事机构，旁落于其他部门），抽象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越权，以及各种违反法律解释权专属性（如立法解释权的专属性、司法解释权的专属性等）的做法。尽管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在肯定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前提下、从其实现的意义上来提出，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并非一些局部的枝节性的问题，它们的出现和长期存在，本身已足以使我们怀疑体制自身在整体上是否具有合理性；而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则可以说，它们在根本上出自现行解释体制本身，因而是难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