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49]

　　《容斋三笔》“蔡君谟书碑”条载：

　　欧阳公作《蔡君谟墓志》云：“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书，则辞不肯……。比见蔡与欧阳一帖云：“……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50]

　　宋代国策弘文抑武，以至文人士大夫草制作文而得润笔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度。因此，舍人院草制，润笔给付稍迟些，则遣人去追讨，毫不觉尴尬。于是乎，欧阳修与蔡襄尽管同殿为臣，尽管彼此交情不菲，但润笔之资照给不误，受者也照单全收，毫不为怪。只是少数情况下，为了个人的声名，才拒绝为得润笔而作文抄碑，如蔡襄拒书“温成碑”。

　　另外还有几则资料更加典型：

　　《春明退朝录》载：

　　国朝以来，博士为谥，考功覆之，皆得濡润。庆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谥加于人，以利濡润，有同纳赂。有诏不许收所遗，于是旧臣子孙竞来请谥。既而礼院厌其烦，遂奏釐革。嘉祐中，李尚书维家复来请谥，博士吕缙叔引诏以罢之。[51]

　　《邵氏闻见录》载：

　　祖无择字择之。……嘉祐中，与王介甫同为知制诰，择之为先进。时词臣许受润笔物，介甫因辞一人之馈不获，义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忧去，择之取为本院公用。介甫闻而恶之，以为不廉。[52]

　　《清波杂志》“修书谬无赏”条载：

　　蒲宗孟左丞，因奏书请官署赏，神宗曰：“所修书谬，无赏。”宗孟又引例，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礼[注：安石弟]进曰：“修书谬，仪鸾司恐不预。”上为之笑，赐帛乃得请。[53]

　　不仅草制作文的词臣可得润笔，即奉旨取个谥号，考察一下官员的政绩亦可得润资。以至于大臣修书出现了谬误，仍可依制请求获得润笔。可见，润笔之制在宋代已极为寻常并成为一种不可逾违的制度。这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54]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宋代，作文获利，大行于世，实在值得细细思量，详究其理。至于润笔究竟与著作权是何关系，是否属于人们常说的“稿费”，笔者将另撰别文探讨，在此，就不多做停留了。

　　（四）对作品载体的研究

　　作品载体并不同于作品本身，这是版权法的常识，但作品载体与作品的传播及版权的保护往往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是一些耐人寻味的资料：

　　欧阳修《六一诗话》载：

　　陈舍人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蔚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55]

　　看来，没有载体，或者载体不善，皆有害于作品的传播乃至作品本身的完整。

　　姚宽《西溪丛语》有这样一段记述：

　　蔡中郎《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隶三体书《五经》，刻石于太学。至魏正始中，又为《一字石经》。……北齐迁邕《石经》于邺都，至河滨，岸崩，石没于水者几半。隋开皇中，又自邺运入长安，寻兵乱废弃。唐初，魏郑公鸠集所余，十不获一，而传拓之本，犹存秘府。当时《一字石经》犹数十卷，《三字石经》止数卷而已。由是知汉《石经》之亡久矣。魏《石经》近世犹存，湮灭殆尽。[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