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对外采取战略克制、合作性制度建设和文化统合的国际战略，对内采取协调发展和渐进统一国内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就在眼前，文明的复兴也会随之而来。因此，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从事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和冷静的应对，但也必须清楚我们面临的困难，未雨惆缪，着眼长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六、台湾问题对大陆知识界的挑战
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一直是心口上隐隐的痛。台湾目前的分治状态和分裂趋势，不仅构成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损害，而更重要是对中国人的尊严和意义的伤害。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访问美国之前，就台湾问题借用了林肯的一段话，“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一个战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这些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着的心和每一个家庭，它一定会被触动，它一旦被我们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奏出联邦的大合唱。”台湾问题在每个中国人心灵中奏响的是文明的大合唱。台湾对于中国人的伤痛在于文明屈辱的记忆，因为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就是在于人不是一个虚无的存在，而是一个有文明赋予意义的存在。历史从来不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意义的载体，是培育主体意识的土壤，是所有价值、伦理和正当性的来源。历史决不是对过去的记载，而是对现在的见证，历史就是文明，是关于永恒存在的哲学。捍卫历史，就是捍卫人的存在，这是一场关系到成为主人还是沦为奴隶的生死之战，这是一场来自本能的为生存而战，哲学的目的就是为这场战争进行最高的辩护。台湾问题的痛就在于对中国人的存在、对中国人生存的哲学根据、对中国文明构成了全面的挑战。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主要处在胡适到殷海光的自由主义话语的潜在支配之中，这种话语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民主化运动而成为主流，自由与专制成为其思想轴心，与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主流话语遥相呼应，只不过大陆思想界在自由与专制的话语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源于“五四”的启蒙话语背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入九十年代，台湾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哲学革命，市民社会与本土化成为思想界的支配话语，这也迅速影响了大陆的知识界，引发市民社会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的中国例外论。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台湾的哲学革命向更极端的方向发展，本土化引发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性问题，族性问题终于和“想象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成为台独运动的哲学辩护。作为中国人生存依据的历史与文明被撕裂，作为中国统一的哲学根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息息相关的思想互动，终于因残酷的政治现实第一次在哲学上决裂了，因为中国不是符号想象的虚假建构，也不是法律技术建构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历史和文明建构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也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中国人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是包含了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哲学主体。一句话，由历史文明塑造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具有文明上的意义和价值，它包含了哲学上的真理性和道德上的绝对性。台独势力通过撕裂历史、虚构历史来为台湾独立辩护，实际上是在摧毁历史，摧毁文明，最终摧毁每一个中国人生存的哲学根据。因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中国人存在的哲学根据是什么？这是国际法不能解答的，也不是统一与分裂的政治后果能解答的，更不是战争能解答的。
面对台独势力的哲学挑战，大陆知识界乃至整个华人思想界突然陷入了“失语症”，丧失了哲学上回应的能力，这并不是大陆知识界第一次在涉及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丧失发言权，这种“失语症”凸现了这20多年来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状况。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对台湾独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中国人或者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认同的是“世界公民”，说到底就是认同西方世界的公民，或者美国公民。在这些人看来，只要人们过得自由，做什么人都可以，只不过这些人并没有认真地思考什么是自由。这些人在八十年代反对收回香港，九十年代要做“一夜美国人”，最近又提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没有打过鸭绿江推翻新中国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其次，知识的学科化使得知识分子都关心专业领域的问题，台湾问题因此被专业化，变成台湾问题专家思考的问题，而看不到台湾问题的牵涉到中国面临的自由、主权和文明等现代性问题。而在专业领域中，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最薄弱的，它在大学院系了差不多被行政管理科学所取代，缺乏对政治哲学关注和思考。至于我们的哲学家们差不多都变成了学院派的哲学教授，无力思考台湾问题给中国人的生存提出的哲学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