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上述背景下，那些真正关心台湾问题并热切捍卫国家统一的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哲学辩护上的理论困难，因为自由派已经垄断了自由、人权和文化认同等等现代性的正当话语，任何理论上的反思都会被扣上不名誉的政治帽子。如果坚持13亿中国人来决定台湾的命运，就会被批评鼓励“多数暴政”的专制主义；如果主张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会被指责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如果强调民族的统一性，会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如果强调传统文化的意义，则被指责为保守主义。因此，如果不能克服学科的界限，无法在理论上反思整个现代性话语，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地位就难以确立，中国人的生存意义就难以获得正当性，台湾统一问题就难以给予哲学上的最高辩护。
七、历史与现代性重建
从上述大陆知识界的基本格局，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自己生存意义丧失了辩护的能力。究其原因在于大陆知识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片面理解，对自由问题的单向度的理解，把人的自由理解为没有历史和文化的存在，理解为无根的存在，由此国家、历史和文化统统看作是约束自由的传统权威而摧毁，人由此成为赤裸裸的欲望主体。然而，一个无根据的欲望主体怎么可能建立起国家并服从政治权威的统治呢？这个欲望的主体随时可以摧毁这个国家，因为国家和政治权威本身并没有权威，个体的自主性才是最高的权威。这种单向度的自由主义思路导致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于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伦理的主体？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自由主义大师卢梭思考的主题，一个人从欲望的主体成为伦理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为“公民”，然后才能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并依赖“公民宗教”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这样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前提，只有民族主义培育出来的公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国的基石，自由公民的真正根基在于历史文化之中。托克维尔正是在卢梭的立场上，探讨现代民主的意义。
由此来看，“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处于悖论状态之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主张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否定支撑自由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至于否定了中国人的生存伦理，把中国人变成了纯粹的无根的欲望主体，自由被等于单纯欲望的满足，而没有任何伦理上的生存意义，这就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话语被经济自由主义话语垄断的原因所在。因此，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困难不仅在于如何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满足每个自由人的欲望，而且在于符合恢复传统文化，给中国人的生存赋予哲学意义，使中国人的生存具有伦理上的尊严感和自豪感。
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而政治文化上茫然失措的国家，中国人的财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却每刻不断在减少，因为国家缺乏文明的方向，个人缺乏伦理生活的根基。传统文化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摧毁了，共产主义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再次被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摧毁，而今天除了永无止境的贪婪，我们的生存还能凭信什么。这种生存根基的摧毁每次都是通过对历史以及历史中所确立起来的伦理德性的解构完成的。“五四”以来，我们把中国历史描绘成封建的、专制的、吃人的历史，儒家伦理因此被摧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再次用同样的手法解构我们的共产主义历史及共产主义伦理；相反，我们不断要神话西方的历史，试图把中国的历史纳入到西方的历史中，让中国人在西方历史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并按照西方人的伦理生活，就像被过继到别人家的孩子，中国人因此无所适从，过得很不开心，既找不到自己的生存意义，也不知追求怎样的伦理生活，完全丧失主人意识，茫然若失，不知所措，这就是福山强调的“历史终结”的政治意含。
因此，要回应台湾问题提出的哲学挑战，就必须重建历史在现代性中的重要地位，把历史与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把历史与德性的培养和伦理生活联系起来，更全面完整地理解自由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捍卫中国历史和文明对于中国人的自由生活的重要意义，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根据。因此，未来中国的思想界，历史问题必然会重新成为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因为中国人的生存信念和伦理生活不是任何宗教给定的，而是老祖宗给定的。当我们的知识界按照西方现代学科的标准来理解历史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问题。
把历史作为哲学来思考，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来思考，既不是书院中的学理反思，也不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努力，而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现实基础。当我们的知识分子丧失生存本能的时候，这种生存本能在民众中间以粗野的方式表达出来，“礼失求诸野”，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人民大众中找回自己的生存意志。“五四”以来不断的文明驯化，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迷恋于“最后的贵族”，变得太文明了，已经丧失了纯朴的自然天性，丧失了健康的生命力量。今天，只有返回到人民大众中间，返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返回到政治共同体之中，知识分子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硕壮的生命力，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