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从速“审判”，后唐同光二年、三年连续两次下发敕，主旨相同，即：“见禁囚徒，速宜疏决”、“所禁罪人，如无大过，速令疏决”。[50]为病囚医病，改善羁押条件，用现如今时髦一点的语言概括，就是“创建文明监狱”，“中书覆云：有罪当刑，仰天无恨；无病致毙，没地衔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须资异鉴，《书》著“钦哉”之旨，礼标“刑也”之文，因彰善于泣辜，更推恩于扇暍。所请置病囚院，望依，仍委随处长吏，专切经心。或有病囚，当时遣医人诊疾，治疗后，据所犯轻重决断。”“兼每及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51]周广顺三年四月乙亥敕：“仍令狱吏洒扫牢狱，当令虚歇；洗涤枷械，无令蚤虱；供给水浆，无令饥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主，官差医工诊侯，勿致病亡。”[52]封建社会开明皇帝和清廉官吏想做的事，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在法治不断健全的今天，我们都已经做到或者正在努力做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
三十九条明确规定：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应当照顾其生理、心理特点。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第五十四条规定：监狱应当设立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建立罪犯生活、卫生制度。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以上规定说明我国的监管场所正在朝着法治文明的方向迈进。严格死刑的适用程序，“（开运）敕曰：人之命无以复生，国之刑不可滥举。虽一成之典，务在公平；而三覆其词，所宜详审。凡居法吏，合究狱情。”[53]
“律敕并用是宋法制一个特点”，[54]同时，宋朝立法活动中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化”倾向，但这里的“民主化”就是一定范围内，比如向一定级别的大臣的广开言路，与民主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仁宗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悚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于是诏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恒采者赏之。”[55]我国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可见，我国已经确立了民主立法原则。在现实立法过程中，人民群众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制定的法律规范也能够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实现了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立法目的。如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
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93年。…为了把这部法律制定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2005年7月将
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共收到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1万多件；并先后召开100多次座谈会和几次论证会，还到一些地方进行专题调研，充分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群众、专家学者、中央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六次审议，审议次数之多在我国立法史上是空前的”。[56]宽严相济的用法策略，“既而诏曰：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57]“旧法，强盗持杖，虽不伤人，皆弃市。又诏但不伤人者，止计赃论。”[58]宋代的录囚制度，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策略，“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羁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明监司录焉。”[59]加重了对司法官的渎职责任追究力度，“（熙宁三年）始定制：应断狱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检法仍赎铜十斤，长吏则停任。”[60]“失入死罪，已决三人，正官除名编管，贰者除名，次贰者免官勒停，吏裴隶千里。…”[61]监督监督者的尝试，真宗时设置了纠察司，“初，真宗时，以京师刑狱多滞冤，置纠察司，而御史台狱亦移报之。”“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62]“（宋朝）
刑法的重点在于打击贼盗与惩治官吏犯罪。但前者由宽而严，由防范而趋于惩治；后者则由严而宽，最终流于放任。”[63]制定盗贼重法，划分部分地区为重法地，对在重法地犯贼盗罪者，加重处罚，“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加大了对盗贼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凡重法地，嘉佑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64]当政之初，重视惩贪肃腐，“时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万民，故尤严贪墨之罪。”[65]有了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规定，“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66]所谓缗，是指“穿铜钱的绳子”，引申义为“成串的铜钱”，[67]以涉案铜钱的数额为标准确定办案期限，是否科学先不去讨论，毕竟它提出了解决案件久拖不决问题的一种思路，对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有积极意义。对官僚和宗亲犯罪，不得随便动用刑讯手段，显示了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性，“政和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清理重害而拒隐，方许枷讯。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又诏：宗子犯罪，庭训示辱。比有去衣受杖，伤肤败体，有恻朕怀。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68]“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69]探究犯罪动机，对因灾荒饥馑为劫盗者（饥民劫仓廪），从轻发落，“天圣初，有司奏盗劫米伤主，仁宗曰：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命贷之。”[70]其实，就是在现代，按照刑法学理论，犯罪动机是指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它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故动机的作用是发动犯罪行为，说明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心理愿望具有什么意义。”“动机内容不同，表明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不同，当然影响量刑。”[71]对司法官的“年终考核”制度，实绩良好者赏，“州县月具羁囚存亡之数申提刑司，岁终比较，死囚最多者，当职官黜责，其最少者，褒赏之。”[72]一定的赦免制度，封建社会遇大丧、帝冠、建储、改元、灾异、祥瑞等重大事件、活动或自然现象出现，往往会进行不同范围的赦免，类型有减等、特赦、曲赦、别赦、大赦等。“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73]这里的郊是指“古代皇帝每年冬至在南郊祭天。”[74]宋朝“初分南北郊，后复合而为一”.[75]“宋兴，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丰六年一郊尔。”[76]按照理学家朱熹的观点，“《周礼》亦只说祀昊天上帝，不说祀后土，故先儒言无北郊，祭社即是祭地。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一时合祭共享之礼。古之时，礼数简而仪从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却将上下百神重沓累积并作一祭耶？且郊坛陛级两边上下，皆是神位，中间恐不可行。”“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祗祭之，故谓之帝。”[77]当时，受科学和认识水平所限，人们还难以正确认识宇宙万物，对所谓的上天格外的敬畏。祭天是封建社会皇家的一件大事，一来是为了求得上天的保佑，以使皇朝永固，二来用祭天来显示皇朝统治受命于天。为此封建皇帝们常常用祭天赦免囚犯来显示自己的慈悲心肠，以取悦上苍。刑制方面，宋朝还实行刺配之法，实际是古代肉刑的复活，“明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78]“刺配之法，宋人多议其非，欲改而终不行，习惯之难改如此。一罪三刑，明时不免，如窃盗犯徒以上，又配、又杖、又刺，邱氏之言，殆议当世欤。”[79]两宋还有凌迟之法，“…可见宋之凌迟不在常刑之列。《渭南文集》有请除凌迟之刑状，是南宋时此刑常用之。”[80]“宋代
刑法本于唐，其凌迟之法虽沿于五代，然不常用也。史称其‘仕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国既南迁，累世犹知以爱民为心，虽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遗意犹未泯焉。则一朝之得失可以见矣。’”[81]在审判制度上，“宋朝创立的鞫谳分司是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从州至大理寺都实行审与断分离制。”“鞫、谳分司所体现的某种制衡有助于防止司法官吏因缘为奸和适用法律不当。”[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