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死者为当事人的诉讼
B为广岛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受A委托进行股票短期清算交易，交易中每股损失28元16分，B随后对该损失进行了垫付。此后，B被宣告破产，X被选任为破产财产管理人。两年后，X要求A支付垫付的金额，并以A为被告提起了诉讼。但A在诉讼提起两年前已去世，Y以A长子的身份继承A的财产，A的妻子（Y未成年）C代收了法院送达的诉状等法律文书，诉讼中被告缺席，于是，A死亡的事实原告X自始至终并没有发现，法院最终以缺席方式作出X胜诉的一审判决。一审判决送达时，A死亡的事实被发现。X要求A的继承人Y继承诉讼。X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重审。控诉审（二审）认为，以死者为被告的诉是不合法的，从而认定诉讼关系不成立，依照《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37条，当原告没有对诉状进行补正时，应驳回起诉，但该案对诉状进行补正已明显不可能了，于是，法院做出了撤销一审判决，并以诉不合法为由驳回起诉。对此，X认为，依据《日本民事诉讼法法》第308条第2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以诉讼程序违法为由对案件发回的情形下，可以撤销一审诉讼程序，案件应返回至起诉时的状态，从而认为对诉状进行补正还是有可能的。于是，X提出了上告（三审），上告审经审理后认为，实质上被告为Y，只不过是表示有误而已，于是，撤销原判决（控诉审），并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17}。
本案中因死者并没有当事人能力，不可能以死者为原告提起诉讼。如果原告知道被告已死亡的事实，其也不会以死者为被告起诉。但原告并不知道被告已死亡的事实，并向其提起了诉讼{18}[5]，此时，应采取何种措施补救呢？这是本案应考虑的问题。如果依据当事人确定标准的通说--“表示说”，本案中被告为死者A，诉当然是不合法的，起诉也应被驳回而归于无效。但是，本案中最终采用“意思说”作为当事人确定的标准{19}，即通过拟制原告X的内心意思，从而得出的拟制结果为：“如X知道了A死亡的事实，显然不会以A为被告，必然会以A的法定继承人Y为被告提起诉讼。”如此以来，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意思说”。至此，日本当事人确定的学说有了“意思说”、“行动说”、“表示说”的划分，不同学说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冲突显然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不同的具体案件中，上述判例的处理却是适当和公正的。
3.表示的订正
原告X为可记名支票的持有人（出票人记名为“股份公司栗田商店代表董事--栗田末太郎”）。该支票首先是由出票人转至诉外A公司，由A公司通过背书将该支票转至被告B，被告B背书再转至原告X。X于期满日到支付地出示该支票要求兑付之际，遭到了拒付。X以支票上的出票人栏所记载的公司（股份公司栗田商店，以下简称为被告Y公司）以及背书人B为共同被告，提起了支付支票金额之诉。X就被告Y公司登记的法务局提出了资格调查申请，但由于该公司发出支票后搬迁了本店，并将商号变更为“栗田兴业股份公司”，于是，上面支票所记载的场所，在工商登记本上已不存在“股份公司栗田商店”，因此，X未获得该公司变更的证明，这使原告产生了该公司不存在的错觉。原告X不得不在诉状被告人一栏中将被告表示为“股份公司栗田商店之栗田末太郎”，对出票人记载上增补了“栗田末太郎”后提起了诉讼。其后，原告知道了被告Y公司搬迁店堂、商号变更的事实，原告X请法院就被告Y公司在诉状中的名称订正为“股份公司栗江兴业公司代表董事--栗田末太郎”。对此，被告Y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提出了抗辩，认为诉状是以被告“栗田末太郎”的私人名义为被告起诉的，“栗江兴业股份公司”与其应是不同的主体，不同主体的变更应属于诉的变更，法院不应允许进行表示的订正。法院审理后指出：“当事人变更与当事人表示的订正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对已确定了的当事人进行变更的情形，后者不过是对确定了的当事人进行更为正确表示的情形，表示订正是在同一诉讼主体之间才会发生的。具体诉讼中谁为当事人应采用”表示说“，对被告表示的订正应以被告具备同一性为前提，因为，该订正并不必然带来主体的变更。”最后，法院判定不采纳本案的抗辩，认定本案是对被告Y公司的表示订正{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