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公诉权滥用的实体标准应当包括：无刑罚权的起诉、超越法定范围的不起诉和违反公诉证据标准提起公诉三种情形。就公诉证据标准而言，除日本外，各国都表述为“合理的根据”或“充分的证据”，比定罪的证据标准低。一些学者提出我国也应当降低公诉的证据标准。笔者认为在强化检察官、法官的独立性，建立预审制度的基础上，可降低公诉证据标准，否则应当维持现有标准。[22]
其次，参照各国及我国实践现状，笔者认为至少还应确立违反迅速审判、违法重复起诉、违法诱惑侦查等构成公诉权滥用。所以，针对我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至提起公诉之间时间过长的现象，应当立法加以缩减，而且，检察机关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起诉，无正当合理的原因非法延长诉前期限的，构成公诉权滥用。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如果缺乏新事实、新证据的属于公诉权滥用。同时，案件受一事不二审的限制，不得重复起诉。但必须明确的是，界定为公诉权滥用的程序行为必须足够严重，导致无法补救，对于轻微违反程序的行为不应当视为公诉权滥用。
最后，我国也应当以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基础，将滥用公诉裁量权，非公平合理地对待犯罪嫌疑人，在行为严重时界定为公诉权滥用。这主要表现为歧视性起诉。而且，违反正当程序报复起诉也应当构成公诉权滥用。歧视性起诉和报复性起诉都不以是否符合定罪标准、是否符合公诉证据标准、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为标准，而是以其裁量权是否正当行使为标准。对于十分轻微应当不起诉的案件，检察官不顾公共利益而起诉的应当构成公诉权滥用。
【作者简介】
谢小剑，单位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释】田口守一著:《
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2年第5期。
Andew Ashworth,The Criminal Process: An Evaluative Stu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5， pp. 186.
Mireille Delmas - Marty and J. R. Spencer， 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44.
田口守一著:《
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伟恩·拉费弗等著:《
刑事诉讼法》(下) ，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 - 830页
Mireille Delmas - Marty and J. R. Spencer， 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44.
克劳思·罗科信著:《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MarcMichael，United States V. Armstrong，“Selective Prosecution - A Futile and Its Arduous Standard of Discovery”, 47 Cath. U. L. Rev. 675(1998) .
该案的具体经过详见孙长永:“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日本‘公诉权滥用论’及其对判例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伟恩·拉费弗等著:《
刑事诉讼法》(上) ，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1页。
安德鲁·桑达斯、瑞恰德?扬:“起诉”，载江礼华、杨诚主编:《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陈运财:“日本检察官之起诉裁量及其制衡”，载朱朝亮等著:《刑事诉讼之运作》，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版，第340页。
谢小剑:“
刑事诉讼法中的’ 报复性起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
孙长永:“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日本‘公诉权滥用论’及其对判例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伟恩·拉费弗等著:《
刑事诉讼法》(上) ，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0页。
克劳思·罗科信著:《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Andrew Shep stone,“The Doctrine ofAbuse of Process”,New Law Journal(1993),Vol 143 No 6628, p1757.
龙宗智:“刑事公诉权与条件说”，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3期。
宋伟、郝银钟:“论检察权的滥用及其法治”，载《法学》1999年第9期。
李蕴辉:“公诉权滥用与制约研究”，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2期。
谢小剑:“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内在机理”，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