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看来，以管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功能就是“救世”，其本质就是干涉主义或国家主义：“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悖兴焉。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大致说来，“对外竞争不烈之国，可以放任；对外竞争极烈之国，必须干涉，此其大较也。我国之言政者，大别为儒墨道法四家。道家则纯主放任者也，儒墨则亦畸于放任者也；其纯主干涉者，则法家而已。”[36]按照这样的分析理路，法家思想与国家主义、干涉主义是可以相互解释的。虽然它们的源头不同，但是，殊途可以同归，它们共同的旨趣与追求是：在列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整齐、严肃之治，实现富国强兵，实现救亡图存。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国家结构层面上，则只能借助于单一制。
我们认为，来自异域的国家主义与来自本土的法家思想，共同孕育了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但是，在梁启超自己的逻辑中，法家思想的实质就是国家主义，两者可谓同一种思想的不同表达，两者都是在列国竞争环境之下寻求富强的思想学说。因此，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既是国家主义的产物，也是法家思想的产物。
五、同异之辨：“反联邦党人”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
由于辛亥期间的梁启超认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拒斥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这就为辛亥时期的梁启超贴上了一个尚不为人所注意的标签：反联邦党人。这个特殊的身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时期的“反联邦党人”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建国时期的反联邦党人。中美两国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节骨眼上，都涌现出了自己的“反联邦党人”，这种历史的巧合，也许蕴藏着某些值得解读的思想信息。让我们试着比较这两种“反联邦党人”之同与异，以之作为本文的结束。
从相同的方面来看，第一，他们都是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为了现代国家的建构，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立国大方针”，都为本国贡献了颇有思想份量的建国文献。“反联邦党人”梁启超为我们留下的建国文献，可见于，但远远不止于，本文引用的论著。美国的反联邦党人留下的建国文献，则可见于1981年出版的七卷本《反联邦党人文集》。[37]第二，他们的思想包含了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反联邦”。梁启超反对联邦制的国家结构；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也反对汉密尔顿等人所主张的联邦制。第三，大致说来，他们都倾向于保守主义。美国的反联邦党人“是现状的维护者。他们慨叹宪法偏离‘古制’，偏离‘共和国古老而坚定的习惯’。……有些人则表达了保守派的最根本的观点：旧就是好。另一些人则表达了对美国宪法完全赖以建立的现代政治原则的深深遗憾。”[38]在清末民初，在“革命派/改良派”的二分法中，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要代表，相对于革命派来说，其保守倾向也是极其明显的。第四，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作为反对者，也是失败者，他们在1787年宪法之伟大成就的阴影下，只能局促一隅。他们被刻画成是思想狭隘的地方政客，不愿正视邦联的种种无能，或者被描述成目光短浅之辈，眼界不过其所在州县。”[39]同样，如前所述，政治实践中的梁启超也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值得注意。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虽然他们都是“反联邦党人”，都反对联邦制，但是，他们的方向却完全相反：梁启超反对联邦制，是希望走向单一制，希望凭借单一制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实现最高权力对于全国的有效支配。美国的反联邦党人虽然也反对联邦制，但他们的目标却是回归邦联制，继续维持一个松散的邦联架构，让公共权力的重心继续保留在各州，而不是相对集中到一个强势的中央政权机构。可见，在中美两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在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初现端倪的时刻，“反联邦党人”梁启超反对联邦制，其目标是建立起比联邦制更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反对联邦制，其目标是维持比联邦制更松散的邦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