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规范误置现象，还可见之于我国婚姻法第2条第3款“实行计划生育”的规定。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宪法作出这一规定，实属当然。婚姻法对其重复规定的可能意图有二：一是落实宪法的规定，二是将其作为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现有的婚姻法教科书也基本上都是这样写的）。仅仅重复规定，显然不能算“落实”，仅仅将其作为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还不够，只有在婚姻法的具体条文得到贯彻和体现，才谈得上真正的“落实”。可是在婚姻法的51个条文中，只有第16条将这一原则转变为“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表面上看，将法律原则转化为当事人的“义务”，应该算得上“落实”了。但问题是，第16条在规定义务之后，根本没有附带规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连“引致条款”都没有规定，这就使该条款失去了最起码的规范效果，其实质仍是对第2条第3款的变相重复。事实上，落实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本来就不应当是婚姻法的任务，而应当是人口计划生育法的份内之事，婚姻法的立法者硬要把它拉进来，到头来只能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结果。
2.前置于民法的行政法规范的误置
前置于民法的行政法规范的误置现象，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中表现得非常突出，首当其冲的依然是物权法。物权关系常常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言其涉及国计民生，亦不为过。因此，在物权法中设置一些行政法规范，既不可避免，很多时候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无论如何，物权法终究是私法，而不是财产管理法，也不是财产政策法，其根本任务始终是调整物的归属和利用，其根本目的也始终是“定分止争”，而不是“除暴安良”。要使物权法既保持私法的本色，又能兼顾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利益，立法者就必须在立法技术尤其是规范设置上下功夫。如果一遇到涉及公共利益的物权问题，就只有将行政法规范或刑法规范搬到物权法来这一种办法，那物权法不变成公法都不可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法院行政庭的法官们可就忙开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拿着物权法去打行政官司了。
要使“自治”与“管制”兼顾，公法与私法协调，从立法技术上讲，就是要在适当的地方铺设好通往公法（行政法）的适当管道，既不要让物权法吞没行政法，也不要让行政法吞没物权法。然而，从我国物权法的规范配置来看，这一要求的实现还有相当的距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物权法，行政法规范之多，令人瞠目。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不动产登记”中误置的行政法规范作一分析。
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重要一环，对于确定不动产归属、维护交易安全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物权法中对登记的问题作出规定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物权法在第二章专设一节（第一节）共14个条文对“不动产登记”进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