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二重性说”外，还有学者主张“性质不要说”，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既无从属性，又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可言。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的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而且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也不能得出所谓二重性的结论。[14]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像该学者创立的其他观点那样在学术界引起共鸣。
笔者并不赞同“二重性说”，因为“二重性说”的确混淆了“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是在何种层次上探讨的问题。而“性质不要说”暗合了笔者所主张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个别的实质说的精神，但是并不是不要探讨教唆犯的性质而是要区分场合判定是采“独立性说”还是“从属性说”。笔者认为，囿于现行刑法的规定（与我国台湾2005年修法之前的1935年刑法规定十分类似），从实然的解释论上来讲，恐怕认为采用的是共犯独立性说的结论较为妥当，但从应然的立法论上而言，笔者还是主张以采共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为宜，即对于教唆未遂情形，只有在正犯着手实行的情形下，才有处罚教唆犯的可能。进一步的思考是，对于失败教唆和无效教唆的场合，应肯定不具有可罚性；对于狭义的教唆未遂，在处罚未遂犯上采取列举式和混合式立法例的刑法中，应明确只有明文处罚未遂犯之规定时才具有可罚性；在采取如我国这样的概括式立法例的刑法中，只有教唆犯教唆他人实施的是重罪时才有可能成立教唆未遂。当然，在我国大陆地区，是否能够由“独立性说”转向“从属性说”则又是一个全新而又艰巨的课题。
【作者简介】
郝晓玲，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王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注释】参见西田典之著：《日本
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页。
参见韩忠漠著：《
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2页。
参见韩忠漠著：《
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参见曾根威彦著：《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39页。
王觐著：《中华刑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王觐著：《中华刑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参见陈谨昆著：《
刑法总则讲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参见陈子平：“正犯与共犯”，载《二○○五年
刑法总则修正之介绍与评析》，台湾刑事法学会2005年版，第185-186页。
陈子平：“正犯与共犯”，载《二○○五年
刑法总则修正之介绍与评析》，台湾刑事法学会2005年版，第164-165页。
参见郑逸哲：“修法后的‘正犯与共犯’构成要件适用与处罚（上）”，载《月旦法学教室》2005年第40期。
参见黄荣坚：“‘未遂犯’之基本逻辑——评
刑法未遂概念相关之修正”，载《台湾本土法学》2005年第68期。
参见林山田著：《
刑法通论（上册）》（九版），台北作者发行2005年版，第524页。 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参见张明楷著：《
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