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然选择：管制行业《反垄断法》的适用
反垄断法在石油行业适用的应有选择，应在管制行业反垄断法的适用框架下展开，这主要涉及政府管制和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此，H·霍文坎普指出，传统方法是将管制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盒子，某个市场要么是在该盒子之内，要么是在该盒子之外。一个市场要么是“受管制的”，要么就是“不受管制的”。如果是“受管制的”，则反托拉斯通常是不受欢迎的，或至少是严重受限制的。在该范式中，反托拉斯法院通常要确定该管制体制是不是“普遍性的”。如果是普遍的，则该体制内的所有活动都被推定豁免于反托拉斯审查。但是，放松管制运动改变了我们关于管制的性质和范围的观念。在新的范式下，问题的关键是，某一行为是由政府管制机构所促成——可能是经过相当全面的事实审查之后批准的，还是由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私人行为造成的。如果是后者，则应将其视为“市场”行为，应适用反托拉斯法。如果该私人行为既非政府管制机构“强制”的，也不是它“批准的”，要想主张反托拉斯豁免的话，其理由就弱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拒绝适用豁免，除非适用反托拉斯法将使导致所涉管制法律与联邦反托拉斯政策之间产生“明显的矛盾”[8]。在中国，《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该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在此基础上，合理分析《反垄断法》第7条的内部结构，可以为反垄断法在包括石油行业内的管制行业的实施找到法律依据。
第一，管制体制明确覆盖的领域构成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反垄断法生存的基础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适用于竞争体制下的行业和领域，反垄断法真正的效用才能发挥出来；对于部分管制的行业，它所发挥的作用肯定会减少；对于政府全面管制的领域，反垄断法介入就缺乏充分的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讲，管制并不意味着对反垄断的完全排除。目前，各国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实现管制的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适用反垄断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竞争损害，把对竞争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注：比如，如果设置行业准入和事后监督两种方式都能实现监管目标，那么应当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对竞争的损害。）不仅如此，即使基于效率安全等原因实施管制，只要相关企业都是依法成立的合法经营主体，且没有触犯本法中所列的那些条款，就不是《反垄断法》所需要反对的“垄断”。在中国，《反垄断法》第7条第1款实际上规定了管制体制下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指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如电网、铁路路网、供水、供气、供热管网、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不宜重复建设和多家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一些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如烟草业、盐业等，一般由国家设立或者控制的企业经营。上述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受国家的保护。”[9]（P34）第二，反垄断法明确覆盖的领域构成管制管辖的边界。《反垄断法》第7条第2款实际上规定了管制体制下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虽然对于在法律或事实上具有独占或寡占地位的企业，反垄断法并不挑战其依据特别法（或政策）而享有的独占或寡占地位，及其派生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制定等行为，但不能认为这些行业整体被《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相反这些类型的经营者应当在其行为上一体化适用反垄断法的标准：独占或寡占企业不得实施垄断协议，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也不得违反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明确规定，要规范特定经营者的行为，要求此类经营者必须依法经营[9]（P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