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往往在“冤假错案”被曝光之后，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的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法院置于异常尴尬的境地，并使法院面临着刑事误判的风险。
在“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背后，法院面临的，质疑通常是两个方面：一是明知没有达到定罪的条件，或者判决有罪较为牵强，仍然选择了有罪判决；二是明明知道定罪证据不足与从轻量刑没有因果关系，却仍然人为建立了这种因果关系。
在“疑罪从有”方面，法院没有坚守无罪推定原则，将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置于无足轻重的境地，对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案件”，没有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而在“疑罪从轻”方面，法院所选择的从轻量刑结果，造成形式上的罪刑不相均衡的后果，也带来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同样处理的问题，给人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印象。
“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容易使被害方和被告方都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被害方会认为，既然公安机关已经对被告人予以逮捕、检察机关已经提起公诉、法院已经认定被告人有罪，那么，量刑就应按照刑法的幅度和罪行的社会危害后果来展开。特别是在那些造成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恶性刑事案件中，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却又不判处最高刑罚。这通常会引发被害方对司法的严重不信任，甚至会酿成申诉、上访事件。而对于被告方而言，既然法院明明指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罪存有显著的疑点，就应宣告案件没有达到定罪的证明标准，果断地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法院采取的这种司法妥协，明显背离了这一法律理念，造成对被告人无根据的、理由不充分的定罪。
对于地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乃至党政部门而言，尽管法院通过委曲求全的方式满足了这些部门定罪的要求，却因此会承担更为严重的职业风险。无论是杜培武案件、佘祥林案件还是赵作海案件，在“冤假错案”得到证实之后，有关部门展开的错案追究和责任倒查活动，除了将侦查人员、公诉人包含进来以外，负责一审、二审的法官也不能免除责任，同样要受到包括停职、接受调查、纪律处分甚至刑事追诉等一系列的消极法律后果。这不仅令人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程序法的基本理论。
【注释】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参见郭国松：《一个“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日；郭国松：《三次死刑，三次刀下留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郭国松：《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日发布的《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分“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3条。
当然，也有例外。参见胡常龙、孙延涛：《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论析》，载《山东审判》2004年第3期。
例如佘祥林案件发生后，有些评论者认为，湖北高院连续两次对定罪证据不足、存有明显疑点的佘祥林案件，做出撤销原判、发挥重审的裁定，听任下级法院采取“疑罪从有”的处理方式，这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没有掌握法定的定罪标准。参见邹汉歌：《佘祥林冤案昭雪追问：没被冤杀是经验还是教训》，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5日。
参见王新清、李征：《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兼论判决结果的相对合理性》，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2期；梅华峰等：《丈夫被错判杀妻续：妻子家属曾要求从速执行死刑》，载《湖北日报》2005年4月1日；雷宇等：《湖北高院严把死刑复核关 佘祥林没被错杀成典型》，载《楚天金报》2005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