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联合国还是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一面镜子，否决权使用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从1946年至1955年，美国独领风骚，基本上可以稳定地控制联合国会员国中的大多数，因而在这一时期苏联共使用79次否决权，而美国则一次也未使用[3]。从1956年到1965年，美、苏两极进入相互争夺与缓和的新阶段，因此苏联行使否决权的次数显著下降，仅为26次，与前10年的79次相比形成鲜明对照。另外，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大批新独立国家先后加入联合国，它们不但形成联合国成员的绝对多数，而且对联合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力量对比的这种重大变化，标志着美、苏都难以利用联合国来贯彻它们的意旨，特别是美国多次被置于被告席位，因而美国一反常态，从过去强调发挥联合国作用转而攻击联合国出现“暴民政治”。从1970年美国第一次行使否决权开始，到1985年美国共行使了49次否决权，成为了行使否决权次数最多的国家。{28}（P1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安理会针对海湾危机陆续通过了12项决议。在此过程中，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没有直接行使过一次否决权，这种情况在安理会表决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无疑也反映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政治与形势变化的若干显著的特点。{29}（P185）
（2）《海洋法公约》的修改。《海洋法公约》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长时间反复较量后达成的调和与折衷的产物。其中，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制度是海洋法的新问题，涉及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对此有重大的立场和利益分歧。《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所规定的“平行开发制度”，则明显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公约第11部分不满意。它们不但不愿意加入该公约，反而针对公约第11部分专门出台了一个《深海底多金属结核开发暂行规定》。为了让公约在被广泛接受的前提下尽早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连续多年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进行协调。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推动下，经过长达5年两轮15个回合的艰苦谈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如何执行公约第11部分方面取得了基本一致，并于1994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签订了《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的协定》，对《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作了根本性的修改，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做出巨大让步与牺牲的情况下，成功地弥合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诸多严重分歧。《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的修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在世界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谁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谁就能获得较大份额的权利与利益。各国自身的综合国力，是建立各种世界秩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它明显地反映了国际政治对多边条约的立法过程的影响。{30}（P63）
（3）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尽管美国政府以反恐自卫权理论作为对伊动武的主要理由，但这场战争由于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它不但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动摇了整个国际法律秩序，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恶劣而深重的影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伊拉克战争所揭示的是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缺乏对美国超强力量的有效制约[4]。美国政府在新保守主义思维的驱动下，决意滥用自己的力量，国际政治的负面效应被美国人的行为所张扬。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理念相信，力量决定行为，不受制约的力量意味着不受制约的行为；国际条约也好，国际机制也好，都是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如果它们不能服务于这个目的，那么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废弃这些条约，退出这些机制。{31}伊拉克战争为今后国际社会处理各种危机提供了恶劣的先例。这是伊拉克战争最糟糕的后果之一，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伊拉克战争留给国际社会的教训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单边主义可能将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常态。因此，今后如何遏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势头，推动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成为21世纪初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政治面临的最大课题。
五、国际法的发展前景
（一）国际法将更受重视 从许多方面来看，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局部战争、暴力冲突和屠杀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全球核扩散的进程不但没有被有效地加以控制，反而有所加快；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蔓延，使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成为恐怖暴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因此，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唯一选择是建立一个以国际法律秩序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希金斯（Higgins）早就指出：“国际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23}（P111）同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下列因素也将使国际法的作用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