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著名公法学家巴霍夫对布勒的“公权三原则”提出了修正的见解，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强行法规性要件，针对布勒主张赋予行政裁量权的法规不产生公权利的观点，巴霍夫认为，裁量权限的规定，并不意味行政机关得不受任何拘束地为自由行为，此时该法规毋宁说是课予了行政机关必须为合义务裁量的行为义务，换言之，此时个人享有“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2)关于私益保护性，巴霍夫认为，至于该公法法规是否以个人利益为保护目的，应由立法机关决定，对此可通过法解释方法探求（如原意解释、文意解释、历史解释等）。关于法规所保护的私人利益是指特定的受益者个人，还是特定的部分人？在受保护之人是否特定通过法律解释不能获得确定的答案时，若受保护之人的范围可得个别化，则应认为该法规范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3)关于援用可能性要件，由于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4项对私人诉权已全面承认，而且行政诉讼采用概括性条款，因此诉权的享有已不是公法权利的成立要件。
经过修正的公权概念，极大放宽了公权成立的要件要求，原则上主要以公法规范除维护公益外，是否兼有保护私人利益目的为判断标准，因此，所谓“公法权利”与“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涵义已经基本相同，所以传统公权理论又被称为“保护规范理论”或者“保护目的理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若公法规范己经明白规定人民对于某事项有请求权，则可以直接认定私人的公权利，而无需借助“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判断。只有在欠缺法律明文规定的场合，才需要结合规范的保护目的论证私人公法权利的存在余地问题。
（二）保护规范理论的问题点
作为公权利的判断方法—保护规范理论在二战以后就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但随着人权观念的勃兴、民主法治进程的快速发展，保护规范理论逐渐体现出观念的滞后与理论的教条。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有学者主张权利判断应当彻底摆脱立法者的束缚，单纯以个人事实上的利益损害作为公权成立的判断标准。[8]那么，保护规范理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归纳各方的批判见解，其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依据保护规范理论，私人针对国家的请求究竟是公权还是反射利益的判断，始终要依赖对实定法保护目的之解释，这就意味着私人是否享有公权，主要由立法者的意志决定。显然，这是对立法者的过高要求和过度依赖。[9]首先，保护规范理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立法者能够全面、客观地考量与行政相关的公私利益关系，并在法律中明确阐明所要保护的法益。但由于行政法规的立法主体和制定年代差别极大，有的法规明确界别了保护法益，但还有很多法规完全欠缺保护法益的条款，即使穷尽各种法解释方法可能也得不到明确的结论。其次，在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公益与私益的界限是动态和流转的，有时立法者也很难抽象而一般地确定谁的“利益仅为公益的一部分”，谁的“利益需要单独保护”。
2．保护规范理论认为，无论是行政的直接相对人还是第三人（利害关系人），公权是否成立，完全以行政行为的授权规范（根据规范）作为惟一判断基准。这种判断方法过于狭隘，有违基本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权利救济采用的概括主义原则，会严重限缩私人享有的权利范围，也难以对整个行政过程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