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为了给受害者提供更有力的受偿保障，它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的侵权责任人，并不考虑侵权人的企业规模大小。立法者以连带责任加重了大企业的负担为由而不予采行该规定，在逻辑上很难得到充分证明。这种立法理由，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立法和政策中存在的“大企业中心主义”思维。
有意思的是，有的学者主张在数人环境侵权中承担按份责任，不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为理由，而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为理由。邱聪智先生就认为：“鉴于公害之赔偿，数额甚为巨大，……如果严守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则中小企业势必常有因赔偿而遭受破产而消灭之威胁。故吾人以为，在复合公害之场合，除非其恶害源主体间有强度之结合关系，如日本四日市空气污染形成呼吸系统栓塞症，涉嫌加害之六家公司，因其间有互相依存关系，而形成所谓‘四日市第一工业群’，应负担连带赔偿责任者外，一般性之复合公害，似应采取分担责任之方式赔偿，较为合理。”[19]
加重中小企业负担的担心，表面上与因为诉讼过程中的“深口袋“规则[20]而加重大企业的负担这一担忧南辕北辙，实质上都反映了平等保障企业经济自由的所谓“平等”思维。在按份责任主张者看来，与受害人的利益相比，作为加害人的企业的经济负担是一个需要侧重关注或者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换言之，为了企业的经济发展，让企业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是不合适的，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笔者以为，姑且不论企业最后是否真正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单就这一利益偏向而言，这反映了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中的观念痼疾，即：企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利益高于受害人的生存和人身利益以及公共环境利益。侵权责任法关于数人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认为按份责任优于连带责任，其理由之一竟然是出于企业经济负担的考虑，这反映了民事立法的企业逻辑而不是人文逻辑，经济逻辑而不是环境逻辑。
总之，我们认为，连带责任制度的适用，并不区分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大小，并不因为企业大小而偏向于大企业或者小企业。同时，侵权责任的清偿能力并不以企业规模大小为主要的或者惟一的判断依据。所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连带责任的规定都不会导致大企业最终负担的加重，不会损害其适用的公平性。由于大企业通常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受害人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让其承担连带责任，更加符合罗尔斯所主张的体现“能力差异”的公平正义的要求。立法者追求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所谓的利益公平，不过是一种并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幻公平，这一假想背后，牺牲的是受害人的利益和环境利益。
四、《侵权责任法》第67条作按份责任理解的司法影响
在司法应用层面，《侵权责任法》是法院审理民事侵权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如果第67条的规定作为规范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的直接依据，对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会带来什么影响？
（一）难以确定的按份责任
按第67条，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按份责任中的责任大小能否合理确定？显然，要确定责任大小，法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综合分析不同污染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各种复杂的科学技术因素而加以确定。如何区分不同加害人的责任大小，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