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近四十年中，上述逻辑充分发挥了作用。等到1895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之时，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括政治制度、人民素质、思想传统，都需要来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才行。这个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痛恨，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文化虚无主义开始逐渐笼罩中国的思想界。这个时候，“西体西用”的思想开始占上风，要代替从前的“中体西用”。而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在核心位置。这里的“西用”指的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西方技术，“西体”指的则是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另一方面开始以科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救亡图强体系。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和社会思想体系，但他们偏偏都把“科学”作为他们的立论基础。何以故?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全盘破产之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价值真空，客观上要求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加以替代，科学作为西学中为国人最钦佩、也相对最熟悉的部分，就由“用”转为“体”、由“器”进为“道”。这里当然也还有中国传统“致用”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与西学中的其它东西比起来，科学似乎是最能解决问题的。胡适说过：“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科学脱离开了具体的研究事业，上升为一种信仰，从此，作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这样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科学与人生观》是一本论文集，收集的是当年那场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历史上也称之为“科玄论战”)中发表的文章。这场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牢固确立。实际上，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十分鲜明而突出。在新学与旧学、文化开明派与文化保守派、政治革命派与政治反动派之间，“科学”成了前者当然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