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文对国务院法制办编写的读本和《上海规定》的解读，可以明确“政府信息不存在”应当是“自始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在上述案例中，复议机关将未经保存的信息界定为“政府信息不存在”是不妥当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认为未经保存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不存在”的话，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申请人要求公开未经保存的政府信息时，行政机关该如何答复无论是《条例》还是《上海规定》都没有规定这种情形，这就导致了某局的答复内容合理，但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同样的尴尬还会出现在，申请人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已经被行政机关依法销毁，或者因为保管不当而遗失，或者已经转交其他机关而未保存，在此类情形下，行政机关难以找到合适的答复方式。若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当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曾经拥有，但未保存”的，行政机关无论选取何种答复方式都不够准确，这是由于立法不周延带来的。
笔者认为，“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含义应当是明确的，也就是“从未制作过或者获取过”。如果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未保存或者已经灭失的”，行政机关只要在答复中说明相关情况，在诉讼中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即可。但是在现有法律规范未予修订情况下，若行政机关在说清楚政府信息“未保存或者已经灭失”的情况下，答复申请人“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不宜判决行政机关的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二、“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对案件事实有准确的认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的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需要通过证据规则推理得出的法律事实。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至少需要完成两个步骤第一，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由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确定证明标准，明确对于负有举证责任的主体提供的证据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形成内心确认。
（一）举证责任分配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当中，被告同样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在“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中，被告需要对“政府信息不存在”这一否定性的事实进行举证。一般而言，当事人对其认为不存在的事实无需承担举证责任。若一概要求行政机关对信息不存在承当全部的举证责任，则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不符。但是由此而免除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而完全由原告举证，以原告的弱势地位和取证能力，实质上几乎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故对于“政府信息不存在”这一否定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如何在原被告双方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难点。[4]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行政诉讼的结果，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法院应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结合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作适当的分配。在具体分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行政行为的特点、举证的难易程度、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能力、举证的便利性、公民权益的保障、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实际状况以及纠纷解决的可能性。[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