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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使用的立法完善

  

  1.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规范和网络环境的沿用。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规范在”开放式“立法与”封闭式“立法中的地位本不相同:”开放式“立法例以美国1976年版权法的合理使用为代表,它规定了合理使用判断标准的一个”总条款“,而没有列举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封闭式“立法例在大陆法国家得到采用,它建立在对合法行为的详尽列举的基础上。但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冲击和著作权制度国际化的影响下,两种立法例正走向融合,其基本的趋势就是在规定原则性的”总条款“之后再列举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对例外和限制情形采取了列举的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重申了《伯尔尼公约》中的一般条款,《欧盟版权指令》在详细列举合理使用的清单时,对WCT的一般条款给予了肯定。这表明兼顾一般条款和具体情形的立法模式,应为妥当的立法考虑。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虽然是针对特定的著作权权能而言,但是并不能脱离合理使用的体系而存在。网络环境并没有改变合理使用的制度前提,所以将模拟环境下的合理使用一般条款和相应规则有条件地延及数字环境具有可行性,这不仅节约立法成本,还体现制度的连续性。依照笔者的主张,可以考虑在未来我国《著作权法》修订时增加规定一般条款,作为合理使用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同时将《伯尔尼公约》中的一般条款”三步检验法“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进行规定,亦即在权利的限制中增加一条规定:”本法对著作权权利的限制,只适用特定情形,不能与本法所保护信息的正常使用相冲突,并不能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10]


  

  2.增加比照援引条款。为此,将模拟环境下的合理使用与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进行对接,在节约立法成本的同时,体现制度的连贯性。建议修改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增加一款规定:”上述第(一)项至第(八)项、第(十二)项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他特别情形、具体条件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由此将前述胡根霍尔茨教授所界定的第一种权利限制情形,在一个法律条款下整合规定。


  

  3.规范盲人和学校等的合理使用。建议在《条例》中单列两条,专门规定盲人等弱势群体和学校等公益性机构在利用作品时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限制的具体条件。关于盲人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可以继续沿用《条例》的规定,即”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通过网络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的,不需要权利人的同意,也无需向其支付报酬。“关于学校等公益机构的合理使用,可以规定为:”为教学、科研目的,学校等公益机构通过内部网络向少量的学生以及教学人员传播用于教学的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不需要权利人的同意,也无需向其支付报酬。但以学生、教学人员所需的程度为限。“


  

  4.数字化复制权的合理使用。在《著作权法》和《条例》将复制权的外延拓展至数字化复制的前提下,规定与网络传播有关的数字化复制权的特定限制情形。具体而言,下列信息网络传播中的复制行为无需权利人同意,也不需支付报酬:(1)信息网络传输过程中附带产生的信息浏览中出现的暂时性复制;(2)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计算机系统在信息传输过程中所必须的复制;(3)其他纯技术性而没有独立经济价值的数字化复制。


  

  5.技术措施、网络版权许可合同与合理使用规则。从著作权法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作品的复制和传播都变得非常容易,较少的时间、精力、费用的投入就能产生高保真的复制件,而网络传输的快捷、便利、无中心性的特征与此相结合,使用者能在实际上更方便地使用他人作品;另一方面,权利人获得了新的权利,同时各种技术措施的采纳,使得作者花很少的费用就可以监控其独占权,技术保护措施和网络合同的出现大大挤压了合理使用的空间,数字传输还模糊了营利性使用的界限,权利人甚至可以对非营利性的使用收取费用。在这样的博弈过程中,合理使用制度面临危机。[11]因此,建议在技术措施的保护和版权许可合同中,通过对反规避技术措施条款和格式合同条款的限制,为合理使用规则留下适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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