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虽然集中表现为晚清修律，但其发端却是始于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前，中国还陶醉在“天朝大国”的幻境中，对近代世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茫然不知。尽管林则徐、魏源有着不同凡响的眼光，但在闭关锁国的清朝，他们发出的“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在当时还不可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时过境迁，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体用关系，并且通过吸取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某些法制文明因素，给中国的法制变革带来了积极变化。所以，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就是增强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尽管对西方的认识和学习是有限的，并且是立足中学，解析西学，但正是由于经历了“中体西用”这一对传统法律文化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的过程，才使学习西方从“器物文明”深入到制度文明领域，才有可能从洋务派中分化出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突破了“中体”的藩篱，把改良的目标锁定在改革政体上，为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新的知识背景。可以说，没有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就没有“稍变成法”引进西法，就没有开法制改革的风气之先，也不可能有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是亘古所未有的法制变革，它发生在民族危机日益深刻的历史背景下，能改者存不改则亡。在中外异势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只能取法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外援型的，在这方面洋务派架设了会通中西的桥梁，起了中介的作用。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是林则徐、沈家本、武廷芳一代人奋斗的结果，这些人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基点上，以他们自身的活动不断推进法制改革，他们的基本原动力是爱国主义，是为了国家的自立与富强。他们所凭借的思想武器是西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法文化论着。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不断的提高、更新，是没有终结的。洋务运动改革法制给我们的启迪就是不能故步自封，不能为成法所拘囿，今天我们仍在完成着法制近代化的历史任务，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由外援型转向内援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作者简介】
李青，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注释】《海防档》购买船炮，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72 - 875页。
《公法便览》，光绪三年（1877）同文馆聚珍版。
汪观藻、凤仪、左秉隆、德明译，丁韪良鉴定：《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79)刊，光绪十三年（1887)刊
1864年（同治三年）普鲁士、丹麦两国在欧洲交战时，普公使李福斯（Rehfues）来华，欲由天津入京，但普使在大沽口拦江沙外，突命所乘兵舰将丹麦商船三艘捕去，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先释放丹麦商船，才接待普使。清政府根据《万国公法》规定的领海规则交涉，经数次照会来往，终于使普使让步，将两艘丹麦商船释放，另一艘则由普驻天津领事提出用1500洋银作偿。
1874年（同治十三年），秘鲁国派使来华要求签订商务条约。清政府要求秘鲁国先改善在秘华工的待遇，使其签订了《中秘会议专条》，保障了华工待遇。此外，在同时签订的《中秘通商条约》中采用了相互最惠国条款，如条约第十六款规定：“今后中国如有恩施利益之处，举凡通商事务，别国一经获其美善，秘国官民亦无不一体均沾实惠。中国官民在秘国亦应与秘国最为优待之国官民一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