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由有些的确有一定道理，然而，以此否定公平责任则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对于位置论，必须承认，第132条的确是放错了位置，但在当时的立法背景，我们不能苛求《民法通则》的立法者有很高的立法水平{9}。另外，立法者制定完法律，其就完成了使命，法条适用往往超出立法者意料。还需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既是无过错责任的的法律依据，也是公平责任的法律依据{1}。
其次，对于不合逻辑论，表面上看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这是受归责基础单一过错化影响的结果。过错能够作为归责基础是因为其有理论基础。至于无过错责任，没有责任基础可言，因为无过错也承担责任是离经叛道，是对现实的妥协，没有道理可讲，只能在特殊情况下适用。这样看，作为正常的过错责任和不正常的无过错责任合在一起，自然十分合乎逻辑。但实际上，过错仅仅承担责任的基础之一，而不是惟一，行为人很可能因为其他依据如危险、报偿等而承担责任。在德国，无过错责任更多被称为危险责任{18}。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公平责任就不是不合逻辑了。
再次，对于非责任论，上述对民事责任的认识实不可取。制裁说或者后果说混淆了公私法法律责任的区别，纳惩罚性法律责任于私法之中，纳强制性理念于私法之中，把刑罚、强制执行等手段揉进民事责任之中。
最后，对于法律安全性的担心从法律条文的角度上说是没有必要的。其一，德国民法典草案规定的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适用范围是重叠的，而我国的过错原则和公平责任是严格区分的，二者是不重叠的，我国的公平责任有独立的适用范围，并且范围比较窄，因此，其适用不可能摧毁过错责任。其二，导致法的不安全主要是衡平手段的运用，而我国公平责任的衡平手段的运用主要存在于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上，而不是在责任成立上。这就大大降低了衡平手段对于法律的安全的损伤。当然，我们也必须警惕司法实践中对公平责任的滥用，那种“公平责任是个筐，什么案件都可以往里装”的看法是严重错误的{17}192。
（二）肯定论
如前所述，公平责任起源于国外。德国海德曼（J．W．Hedemann）认为，公平责任是并列于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的第三种独立责任{6}139。在我国，主张公平责任的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肯定论的主要观点是：其一，公平责任是过错原则的补充，也是公平原则的具体化。有些特殊案件如无行为能力致人损害，加害人与受害人均无过错时，若根据过失原则免除加害人责任，未免有失公平{19}。其二，公平责任以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能力为归责基础。温格（unger）认为公平责任就是“经济负担能力相当之责任”，并认为“财富产生债务。”{20}其三，公平责任有独立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其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是相互独立的{17}286。
我认为，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公平责任产生的内在原因是：任何法律规范的适用都不可能达到在所有情况下都公平合理，尽管它们都是以实现公平为目的。在侵权法中，过错责任和完全赔偿责任的适用，使加害人是否承担责任走向极端化，加害人要么全赔，要么完全不赔，这对加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受害人来说同样也是不公平的。此时，赋予法官以衡平权，允许其在例外情况下以实现公平价值为理由，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害就成为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说明了公平责任存在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