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影响社会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是人而不是物。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19]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殊性必然影响社会实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表现在：其一，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调查行为本身就有可能改变被调查者的行为。当被调查者知道有人在研究他们时，他们可能会一反常态。例如，在法律意识的问卷调查中，人们经常会发现，被调查所选择的答案并不是其真实想法或通常的思维或行为方式，而是他所认为的那道题的正确答案，他平时并不是按照正确答案思维或行为的，因此，答案和他的真实思想或行为毫无关系。[20]其二，被研究者出于某种原因和目的，可能无法给研究者提供最真实、可靠、权威的统计数字和信息，从而使研究者由此得出的预测和解释不准确。如普通的研究人员在请求国家机关提供某种统计数字和信息时，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挠甚至拒绝，虽然这些数字和信息通常并不需要保密。
其次，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影响社会实证研究的客观性。社会实证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带入研究对象中常常是不可避免。一般来说，选择什么样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及如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会受到研究者本人的经历、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实证研究要求研究者价值中立，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完全不掺入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判断的社会实证研究根本不存在。范式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人们在分析实验观察中的感觉内容之前，感觉已经受到了范式的影响。观察时无形的范式色彩解说了所有的现象都是主观现象，观察者或者加入了自己所渴望的成分或者删减了所反对的内容。由于观察者带着价值进入问题，所以观察到的经验数据必然不是绝对客观的。[21]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阿多诺对此问题也有深刻揭示，他认为，当实证主义试图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似乎很客观，它似乎始终从经验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所说的经验事实都是被它的概念中介了的经验。因此实际上它不是从原始的经验出发，而是从经过概念过滤了的经验出发。实证主义者所把握的事实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经过中介了的事实，他们所追求的客观科学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物化社会的产物。[22]
（二）社会事实做不到价值无涉
法的社会实证研究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认为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是“社会事实”，与价值无涉，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价值无涉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