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所述，结合《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2、3条，整合《修正案（草案）》第49条，笔者提出如下四条建议：
第一，在《修正案（草案）》第47条前增加一个条文，专门规定运用刑事证据的三个原则，共分三款。其中，第一款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二款规定：“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三款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或者承认自己有罪。”
第二，《修正案（草案）》第49条只保留后半段，即：“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这些内容放在《修正案（草案）》第48条规定的证明责任之后，作为证明责任实现的保障性条款仍有重要意义。
第三，删除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修正案（草案）》第117条中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的规定。
第四，将《修正案（草案）》第49条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与《修正案（草案）》第53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合并，作为第53条第1款。这样既有证据收集方法的禁止性的规定，又有违反该禁止性规定的程序制裁后果。两者相得益彰，更能体现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
二、关于证据种类
《修正案（草案）》对刑事证据种类部分的增补或者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证据的定义进行了修订。将《刑事诉讼法》第42条中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修正案（草案）》第47条）。这一修订表明了立法者对证据定义的态度，针对学界长期以来在证据定义上存在的“事实说”、“材料说”和“根据说”[5]的争论，《修正案（草案）》放弃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事实说”，改采“材料说”。笔者赞同这一修订，因为只有“材料说”能够准确反映诉讼证据和一般证据的区别，能够表明个体诉讼证据上的客观和主观统一性，能够显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各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认定的必要性。
第二，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修正案（草案）》第47条）。这一修订是对《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此问题修订办法的再次肯定，其有利之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直接指明了鉴定结果的意见证据属性，显示了不同于其它言词证据的品格；其次，它明确了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没有当然的高于其它证据证明力的价值，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样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判断，这对于改变过去司法实践中唯鉴定结论是从，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有很大作用；最后，它为后面有关鉴定人出庭条款的设置打下了基础，因为意见与作出意见的人是不可分的，而结论则通常可以采取书面形式。
第三，在勘验、检查笔录之后增加规定了辨认和侦查实验笔录，并将四者合一，合称为“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修正案（草案）》第47条）。这一修订十分必要，辨认和侦查实验也是法定的侦查方法，而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其笔录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明确其证据地位便很难在法庭上予以出示和质证。而从它们的制作主体都是侦查机关，制作的时间都是在侦查过程中，制作的功能都是对相应侦查活动的固定等方面的相同属性来看，将二者与勘验、检查笔录并提也是可行的。
第四，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将现行的第七种证据视听资料，修改为：“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修正案（草案）》第47条）。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证据形式予以规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基于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的载体都是高科技产品，它们在制作、收集、固定和审查判断上都采用高科技方法等共同特点，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放在一类中进行规定也有其充分合理性。与《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做法不同的是，本次修订只是概括规定了电子数据，而未列明电子数据的具体形式。[6]笔者赞同这一修订办法，因为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新的证据形式必然会不断涌现，只对电子数据作概括性规定，而不规定具体的电子数据形式，可以为新的电子数据形式的出现留下空间，更具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