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省份民间融资也同样活跃，按贷款测算，内蒙古工业企业民间融资率约60%，个体工商户民间融资率约50%，居民家庭民间融资率约30%。[4] 鄂尔多斯市90%以上的当地人都参与了民间放贷活动，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可能高达700亿元。[5]2007 年据安徽省工商部门调查显示，资金成为安徽省 50％以上的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80％以上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融资的办法来解决流动资金的周转。2008 年据湖南省企业调查队就民间融资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依靠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占到了 50%。[6]央行2011年内第二轮民间融资现状摸底调查的结果显示，民间借贷规模达到 3.38万亿元，影子银行规模 达7 万亿。[7]中金公司的报告也认为，截至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8]
而其中以非法集资、集资诈骗为表现形式的民间融资甚至民间金融也愈演愈烈，大有野火春风之势。就在吴英案发生的浙江，近年来非法集资就大案频发。而官方的反应也极为果决，根据不完全统计，不算生死难料的吴英，从2009年以来，就至少有5人丢掉了性命，还有不少人离死刑也只有一步之遥。但严刑峻法在非法集资的现实面前的威慑力却好像打了折扣。吴英案尘埃未落，温州最新版“吴英”施晓洁又因涉嫌非法集资7亿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元，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就在差不多与此同时，公众已经疑惑了3个月的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最终走进了司法程序，董事长被刑拘，涉案额可能达22亿元。
一边是严刑峻法，一边是飞蛾投火，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三重焦虑
实际上，重大的问题往往却并不难说明白。愈演愈烈的民间高利贷或者非法集资所导致的问题，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和民间的三重焦虑。在民间，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活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神州处处金潮涌动，民间持有资金急剧增长，然而，想存款，银行利率太低而通货膨胀严重，想投资，却又渠道不畅，无处着手；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境却融资无门，银行贷款门槛高、手续繁、效率低，而且实际上往往贷不到。与此同时，政府却对民间越来越活跃的资金流动和高利借贷疑虑重重，既担心民间“金融”抢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肥肉”，甚至引发金融秩序的安全问题，又担心民间大规模的非法集资带来广泛的治安隐忧。
因为，民间金融蔓延的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蔓延。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支行的程秀平等人的调研也表明，融资方式多样化趋势明显，手续日益规范化，但不规范的占比仍然很高，形成风险可能性仍然很大。[9]而其中最麻烦的问题是高利贷、洗钱和非法集资。[10]“高利贷无孔不入，成为民间金融的常态，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中国的实体经济。”[11]结果就是，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越来越多，受害者群体与涉案金额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有冲击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之虞。[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