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监管难。开放民间金融之后，肯定会形成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民间借贷（类似吴英案中的民间借贷）中如何监管使其不破坏金融秩序，不危害国家的金融安全？如何监管卷款潜逃，如何监管恶意破产？金融在现代社会太重要了。近二十年以来，哪个地方的经济危机不是从金融开始的？为什么08年金融危机搞得西方金融业焦头烂额，而中国银行却逆势上扬，不就是因为“封闭落后”吗？全国加一起可能以数十万亿为单位的民间资本，如果监管不善，不说这些民间资本以小搏大的杠杆效应了，仅仅这十数万亿的民间资本洪流本身，监管不善就能够冲垮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更何况，金融业涉及到大量的商业交易、客户个人信息以及财务信息，1万笔交易信息和个人信息的泄露也许还不算太严重，但如果一个亿的交易信息与个人信息，就足以值得政府监管和严密保护了。这就是所谓量变与质变的不同。规模效应足以影响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甚至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所以，在无万全之策的情况下，当然不敢轻易开启民间金融大门。
第三是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让民间资本是成立银行还是其他类型的金融公司？目前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经营项目大约有14种，其中开放给民间借贷或者金融公司多少种合适？还有，国有商业银行是否会乐意？作为垄断行业，国有商业银行坐享巨大的利息差，它们能坐视自己的地盘被鲸吞？如果不成立银行的话，实际上现在的典当行、贷款公司，不意味着民间金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吗？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却被许多人忽略的就是诚信体系的建设。在诚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恶意破产的人，东山再起很容易。哪怕是个骗子，过几年也被人忘了。所以，诚信体系跟不上，民间借贷恐怕即便有了立法，也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引发新的问题。在民间金融开放之前，民间融资的诚信的保障是靠乡里乡亲的知根知底，以及收高利贷者的非法手段。而一旦开放民间金融，成立“银行”，在诚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民资银行也同样不敢轻易放贷。
因此，民间金融立法的关键不在立法，而在“民间金融”本身。在金融业高度发达，新的金融行为和金融产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已经高度技术和专业，与传统的民间借贷已有很大不同。如果不将中国的民间金融问题本身调查清楚，从科学上对其利弊有充分的理解和准备，立法滞后就不可避免。虽然令人遗憾，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审慎。在摸底之前，零敲碎打，以务实的态度，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归纳规则，当不失为老成谋国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以立场划线，而应该鼓励开放和自由的讨论。先弄清楚“民间金融”，再谈“立法规制”。审慎和不僭越，也许才是法律学者应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