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传统执政理念介绍完之后，我们来认识一下传统执政理念和官箴文化的关系。官箴文化缘何而起？刚步出初民时代的夏商国人崇尚鬼神，伴随着社会的逐步成熟，执政理念在西周时为之一变，“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徳是辅”。西周代表民众，带领民众伐纣，是有德的表现。西周拓宽了德的内涵，发展了德的理念，最早产生了官箴书。据《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任大史一职时，从国家长远计，命百官对可以警示国君和群臣的名言加意收集，而成《虞箴》，这是已知最早的官箴书。作为文臣，最高的目标就是“文死谏”，劝谏国君不要胡作非为，要施惠于百姓。后世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官箴对于皇权的约束作用渐小，主要转移到对官吏行为的约束上。《后汉书》载扬雄作州箴，魏晋隋唐损益变化，至明清时达到顶峰，概言之，官箴书萌发于周，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只不过，官箴书现今存世较少，已出版的《官箴书集成》汇编的资料始于武则天的《臣轨》。
言毕官箴文化的渊源，接下来我们讲官箴文化的内涵，我将之归纳为“为政之道”和“为政之德”两个部分。为政之道和为政之德两相结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文化，它有特定的服务对象——从政者。为政之道，是为官要遵循的基本规律，为官者要正身，要公道，要忠诚，要诚信，要中和。孔夫子有言，政者，正也。执政者，要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举例言之，清代律学家、著名幕僚汪辉祖出身官宦之家，考取功名前，其父和他有一次长谈。其父问他读书所为者何，汪辉祖答曰求官。其父认为儿子的说法大谬，若孜孜以求官职，甚至不择手段，未必成事，不成者，欲做一布衣而不得，大义丧尽，牵连妻子。而欲为一好人，即使不为官，不失为一好人。自古得失有数，最关键是做人，不因小利而丧失大义。做人和做官，其理一也，为好人方能为好官，方能善始善终。孟子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四者，修身最为要，官员不正身，权力越大，问题越大。公道之意，可见《贞观政要卷五·第十六》所记，魏征谏议“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 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如果我的判决没有参杂以权谋私，对于百姓厌恶的现象，刑罚倚重，民众也不会认为我暴虐；如果我的判决怜悯弱小，刑罚倚轻，民众也不会认为我偏离法律。“我之所重，百姓所恶也；我之所轻，百姓所悯也”，长此以往，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奸邪可以尽除。至于忠诚，在古代中国有一个流变历程。我个人的意见是初指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君和忠于民族、忠于国家是同一的。君王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人民就该揭竿而起，予与汝皆亡。至董仲舒创“三纲五常”学说，强调对君王的愚忠，实际是背离了先贤的本意，毒害了后人。汪精卫投敌卖国，陈水扁去中国化，乃最大汉奸。为政之道涉及诚信，国家不重诺，无以立国，民众不重诺，假酒、三聚氰胺等诸多丑陋自不待言。中和在为政之道中不可缺漏，“中”实乃中国哲学之最高境界，成乎“中”，臻于和谐平衡之化境，法律视域，为“恩威并施，宽猛相济”。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要讲科学发展观，尽管立场、方法和古代中国不同，本质却是相契合的。第二大类“为政之德”，讲的是官员要清廉，要审慎，要勤勉，要不党，要知耻。以上五点，各有解释：南宋著名政论家吕本中一生为官三原则“清廉、慎言、勤勉”置清廉为首，他认为，清廉是为官之本，不仅可以远耻辱，还可在过失之时，上得以知之，下得以原之；官员审言慎行，一可立威，二可防止“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社会成本产生；为官者勤勉是个法宝，勤能补拙矣；为官者要杜绝朋党，党内无党，不要和奸人结党营私；知耻，四维八德中特意将之突出于此，官需知耻，学会警醒自己。如果文过饰非，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