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说上笼统地将“存在违约行为”作为继续履行的构成要件之一，[9]此种观点并不合理，由此会加重债权人举证之负担，影响原给付义务的实现。另外，违约方能否继续履行合同亦非继续履行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在出现履行不能的情况下，继续履行之权利即被排除，在性质上属于抗辩权之范畴，诉讼中应由债务人进行举证。
继续履行请求权在性质上虽脱离不了履行请求权之范畴，但在违约情况下，仍有其特别之意义。如前所述，继续履行请求权是履行诉求权的体现，故我国学者多以强制履行表达其含义。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强制履行请求权的确可以起到违约救济的作用，[10]但在性质上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同类，并非基于违约而产生的次位请求权。
二、强制履行的正当性基础
如上所述，履行请求权有自愿履行以及强制履行两项内容。在德国法上，债权人享有履行合同请求权，债权人必要时可以通过诉讼强制债务人履行，这是债权的应有之义，故其在法律上并没有强调“强制履行”或者“实际履行”的内容，只是在《德国民法典》第241条规定，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要求给付，该规定不仅意味着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而且也意味着债权人可以到法院请求、诉讼。从内容上比较，我国《民法通则》第84条采纳的是德国法模式。
与德国法模式不同，英国法原则上并不承认强制履行之权利，其认为损害赔偿是违约的首要法律效果，但是应注意的是，在金钱之债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实际履行；如果涉及货物、服务给付、承揽给付、不作为或者意思表示的作出，则只有在金钱损害赔偿不充分的情况下，才会赋予债权人以实际履行请求权。[11]例如，作为买卖标的物的土地稀缺或很难估价，以及对于买受人具有特别的精神利益，此时，金钱赔偿即为不充分。合同标的物在市场上是可获得的，损害赔偿就是充分的救济。
基于英国法与德国法不同的立法政策，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要规定强制履行制度？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何在？
强制履行应有两方面含义，其一，在履行可能的情况下，债务人必须履行其所负担的给付，债权人得诉请履行；其二，债权人必须指定期间，给予债务人再次履行的机会，然后才能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解除合同，继续履行请求权先于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解除权。也就是说，强制履行不仅对债务人构成约束，对于债权人也有一定的拘束。
从强制履行制度内容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其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我国违约责任的确立有一个目的，即加强保障债权实现的制度和规范，[12]故我国法上的强制履行制度仅规定了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从强制履行制度内容的第二个方面来看，其实际效果主要是保护债务人的利益，故有学者认为，德国法规定的强制履行制度倾向于保护债务人。[13]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未必如此。如在债务人后悔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强制履行对其而言实质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此一来，强制履行制度目的上存在着非统一性。从更高层次观察就会发现，强制履行制度的目的既不在于保护债务人，也不在于保护债权人，而是在于维持合同之约束力，其基础在于契约严守原则。
为了保障契约将来产生效力，当事人须受其曾订立的合同之约束，此即契约严守原则。契约严守原则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交易以及信赖，赋予合同以将来效力。合同当事人允诺给付，约束自己，在经济上互为牺牲，即使在事后利益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应受其约束。[14]
德国学者冯·巴尔教授起草的《欧洲民法典共同参考框架》考察了强制履行制度的两种立法体例，英国法以及爱尔兰法对强制履行请求权原则上不予承认，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予承认；相反，欧洲大陆各国则原则上承认债权人的强制履行请求权，但规定有免责情况。[15]冯·巴尔教授认为，相比之下，德国法的强制履行模式有如下优点：首先，通过强制履行制度，债权人可以尽可能得到其所应有的；其次，强制履行制度可以避免损害计算的困难，在损害很难证明或者在债权人利益（如精神利益）不能通过损害赔偿金得到弥补的情况下，债权人更愿意坚持要求履行合同；再次，债的约束力被加强了。在物是独一无二或者稀缺的情况下，强制履行权尤其具有意义。[16]在货物短缺或者经济环境突然变化的情况下，唯有强制履行，才符合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状况。
对于上述德国法模式，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其认为，在可以通过其他交易获得标的物的情况下，强制履行会限制债务人的行为自由。[17]在订立合同后情况发生变化，债权人对于履行不再具有利益的情况下，债权人更愿意清算合同关系，或者可以从第三人处低价购买对方应交付的标的，或者以高价卖出自己所应给付的标的；即使在合同签订后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债权人也可能对于清偿并无利益，因为损害赔偿的主张能更便利、更迅速地达到目标。[18]在实践中，商人宁愿请求损害赔偿，也不愿冒浪费时间的风险请求履行，而履行的执行也未见得就会产生满意的效果。但不得否认的是，在货物短缺或者经济环境突然变化的情况下，强制履行的意义重大。[19]另外，反对者还认为，法院也无法控制债务人事后的行为是否符合强制履行之判决。[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