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效果来看，契约严守原则下的强制履行，避免了损害计算的困难，尤其在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情况下，要举证证明履行利益以及具体计算履行利益都存在一定困难，但这也是一个比较表面的理由，实质上，强制履行的意义主要是在于加强债的约束力，使债真正成为约束双方当事人的“法锁”。签订合同者，得信赖相对人履行合同，也就是说，另一方当事人会给付其在合同中允诺所给付的。至于是否有替代交易、特定情况下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等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排除强制履行之规则或抗辩规则予以处理。而债务人事后的行为是否符合强制履行之判决，其属于强制执行规则设定之问题，亦可以得到解决。
三、强制履行请求权与原给付义务
基于强制履行之规则，债务人必须给付其应给付的标的物，不能通过损害赔偿替代标的物的给付。能给付而不给付的，债权人可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实现债权。
对于金钱之债，强制执行上并无障碍；对于非金钱之债，尤其对于行为的执行，需要规定替代履行方式。我国《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0条规定，对于可以替代履行的行为，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他人完成，因完成上述行为发生的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由此将对行为的强制执行转化为对金钱的强制执行，以避免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干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对于无法由第三人替代履行的情况，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妨害执行行为的有关规定处理，即处以罚款、拘留或者科以刑事责任，其目的是强迫债务人履行其允诺的给付，以实现债权人的期待利益。但在行为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行为人意志的情况下，如是否经营商店的判断，是不能予以强制的。另外，基于对基本权利保护的考虑，婚姻与劳务是不可以强制本人履行的，但劳务可以替代执行。对于不作为行为的强制执行，也须通过罚金、拘留等处罚予以强迫。对于意思表示的执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4条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做法，裁定债务人作出表示的判决具有意思表示的效果，德国法上采抽象原则，故除了移转物的允诺之外，尚需要物权上的意思表示，法院须以裁决拟制物权上的合意。
自法经济学观念观察，法律规范应对稀缺资源有效之归属作出贡献，通过法律制度，应使得个体在作出决策行为时，其行为不仅有利于个人，亦会为整个社会增益，以此观之，强制履行并不符合法律经济之观念，被告承担之不利益远远大于不承认强制履行情况下的不利益。[21]反过来讲，如果违约方获得的好处大于对无过错方的金钱损害，从经济角度看，这就是有效率的。既然是有效率的，法律就应允许这种效率违约，而不应坚持强制履行。
对于效率违约观念，法律上并未完全接受，亦未完全排斥。例如，在买卖合同情况下，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合同后，第三人可能给出更高的报价，以诱使出卖人违约。如果是种类物，出卖人往往不会受诱惑而违约，比如甲出卖给乙的标的物的价款为500元，如果在此期间，市场价格上升为600元，此时，即使第三人出价600元，对于出卖人而言，违约亦并无好处。因为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损害赔偿金也会上涨，乙在市场上购买该物即需要600元，故其损害为100元，也就是说甲要赔偿乙100元。在特定物场合，比如在土地买卖情况下，买卖合同签订后，第三人给出更高的报价，尽管可以考虑效率违约，但在德国法上并不支持效率违约，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85条第1款，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返还其所获得的赔偿或者赔偿请求权。在债务人出卖标的物的情况下，如其出让所得高于物的价值或者在对待给付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该出让所得（commodum ex negotiation）。[22]具体来讲，A将房屋出卖给B，价款10万元，但未登记；后C愿意出15万元价格购买，A应允并登记房屋产权。此时，B可要求A移转其对C的价金或价金请求权。[23]
我国法律上并无代偿请求权让与制度，在“一房二卖”的情况下，先登记者获得房屋之所有权，出卖人向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者承担违约责任。但在两个买受人均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会依次考虑占有、价款支付、是否网签、合同成立时间等因素确定房屋之归属，[24]实际上往往保护的是第一买受人的实际履行利益。进一步而言，在“一物二卖”的情况下，如果第三人劝说、诱导出卖人违约，第三人的行为还可能为背俗侵权之行为，其应向买受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根据德国法，损害赔偿情况下应以恢复原状为首要救济方式，故第三人应将标的物所有权返还给买受人。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在“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情况下，出卖人与第三人丙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违背善良风俗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的也是第一买受人的实际履行利益。
